把家变成一个和平、温馨、自在的场所。
这个网站，是为了想要这样做的人创建的。这里谈流行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何妨碍人们，人们受到哪些虚假的行为规范的束缚，以及人们如何用有利于自己的语言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管理的语言
从小到大，我的生活充斥着管理的语言。当人表示关心时，他说的话却不知在维护什么利益，而离他欲关心的那个人很远。孩子或多或少从父母的声调里感到一种关切，但他们说的话离她真正关心的事如此之远，令她很难不显得冷淡、麻木、沮丧，乃至惊恐。
管理是一种把人们组织起来去实现某个目标的行为，这个目标不一定符合他们的利益。当一个人谈管理，他一般是在谈如何迫使人们，有时包括他自己，甚至仅限于他自己，去做某事。
管理可能成为一种艺术，即它不再为某个目的服务，而成为其自身的目的。一个教师吹嘘她如何让五十个六七岁的孩子乖乖保持一个端正姿态一动也不动长达十分钟，这事显出的冷酷和手腕令人惊叹，但它为了什么呢？一个脱口而出的回答多半轻率而经不起追问。她在管理上有一种极致的追求，却不去问自己这到底为了什么，几乎只为擅长这么干而这么干。对孩子来说，如此度过的时光毫无益处，而且非常难熬。
我上学的时候人们总在谈“班级荣誉”，这原本是学校灌输给孩子们的一个便于学校管理他们的观念，而这些无权无势的被管理者，当他们要为自己想做的某事辩护时，很自然地附会到这个观念上来。连打群架，人们在密谋中也要提到“班级荣誉”。
管理的语言浸染孩子们的生活，却无助于他们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些话源于管理者对他们的误判、怀疑、提防、轻视。你也许听过一个孩子像这样介绍自己，“我的优点是什么什么，我的缺点是什么什么”这是管理的语言消磨人心的一个例子。这个孩子从是否符合某种管理要求的角度来谈自己，好像他是一个产品。当他要去维护自己的尊严时，这样一种纡尊降贵的语言对他极为不利。
虚假的行为规范
这里谈广义上的行为规范。各种明说或暗示一个人应当如何去做的话，都被看作行为规范。
有些规范达不到它所声称的目的，或促使它形成的原因并不是人们所声称的那个，或无法实行，如此等等被称为虚假的行为规范。其表面上的依据是虚假的、伪饰的、幻想的，经不起推敲。
“不要畏难，”一个孩子被告诫，“不可因怕难而放弃。”这却说不通。发出这一告诫的人，像任何人一样，毫无疑问放弃过某事，而哪一种放弃不是出于对某种困难的“畏惧”呢？如果一个人对一个拒绝练琴的孩子说这样的话，他如何解释他自己不是一个更杰出的弹奏者，或者，恰巧他正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琴师，他如何解释他自己不会骑自行车？
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人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他考虑放弃的事到底是什么事，以及他原本为了什么而去做这件事。
如果一个学钢琴的人感到很困难，他换一个难度较低的曲子去练习，或暂时降低对弹奏水平的要求。有可能这个人最终还是放弃学习弹钢琴，这又何妨，让他去做他真正感兴趣的事吧。在任何阶段都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告诫，它不由分说地在品格上发起责备，却于事无补。
对困难感到“畏惧”是人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感情，在这一规范里，它成了一桩不道德的事。结果让人羞于谈困难，或者试图掩盖真正的困难，而把不顺利推托于一些不容易令他受责难的事上。
羞耻心
中国人教社出版的一年级《语文》下册（2016年11月第1版）有一篇名为《一分钟》的课文，如下：
丁零零，闹钟响了。元元打了个哈欠，翻了个身，心想：再睡一分钟吧，就睡一分钟，不会迟到的。
过了一分钟，元元起来了。他很快地洗了脸，吃了早点，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到了十字路口，他看见前面是绿灯，刚想走过去，红灯亮了。他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他等了一会儿，才走过十字路口。他向停在车站的公共汽车跑去，眼看就要到了，车子开了。他又叹了口气，说：“要是早一分钟就好了。”
他等啊等，一直不见公共汽车的影子，元元决定走到学校去。
到了学校，已经上课了。元元红着脸，低着头，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李老师看了看手表，说：“元元，今天你迟到了二十分钟。”
元元非常后悔。
这个故事有梦境的风格：诸事令人费解地不顺利，而人无法控制地滑向失败。故事的主人公，一个忧心忡忡的孩子，最后把他上学迟到归咎于他放任自己在床上多待了一分钟。
有生活经验的人能看出这个故事的破绽和拙劣之处。不管何时出门，人都可能遇到红灯或错过一班车。上学是一件日常的事情，若日常错过这班车要导致他不得不步行去学校，那么闹钟设定的响铃时间是太晚了。若闹钟设置并非不合理，那么他迟迟等不到的那班公交车肯定发生了意外。
作者处心积虑地要让孩子把迟到归咎于他自己在床上留连了一分钟，为此特意说他“很快地洗了脸，吃了早点”。可是，在床上留连了一分钟，便不被称为“很快地起了床”吗？在作者看来，问题不在于人在床上留连几分钟，而是根本不应有这种念头——一分钟也不行。
这个精心编织的故事只是为了制造羞耻心。它要让孩子为自己最低微的享乐之心也感到羞耻。羞耻心是一种管理工具，它在我从小受到熏染的文化里居于核心地位。管理者们无时无刻不在有意无意地操弄人们的羞耻心。
羞耻心总是包含一个错误联系。这个孩子对起床本来有正确的看法：多睡一分钟是不会让他迟到的。欲让他为这一念头而感到羞耻，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诱使他把这件事当成他迟到的缘由。
羞耻心总是建立在恐惧之上。故事里的孩子对迟到的恐惧是故事的先决条件，而故事又在现实的孩子心里加强这一恐惧。
这六岁孩子的精神状态不令编书人感到怜悯吗？他醒来第一个念头是担心迟到。忧思连绵不绝。他在路上“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最后，他“红着脸，低着头”，感到“非常后悔”。这孩子已非常乖觉了，但还不够，他们要在他的心上再加一层重负。
当他担心迟到，他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他怕他会变成一个“品德低劣”的人吗？不，他怕的是让管教者有一个理由去说一些有损他尊严的话，或做一些有损他尊严的事。他是个小孩子，他阻止不了这种事发生。
这是精神扭曲的人编撰的用于扭曲人的精神的故事。我多想去抱抱这个孩子，说安慰的话。我想带他离开这个把迟到当成罪过、把留连床榻当成更深的罪过的地方，远离这个故事的作者和编辑。我想让他同正直的成年人一起生活，没有人会去惩罚他，而他会慢慢恢复对人的信任，对生活的兴趣。
恩与感恩
恩是人们对善的一种特殊看法。当善被视为一种令施行者受损并应得到回报的行为时，它被称为恩。尤其对家庭来讲，恩是一个不幸的观念。谢天谢地，这不是人们对善的唯一看法。
善发自于人的主动性。当你帮助一个人时，你感受到自己的力量。这种感受本身是一个回报，在很多时候是充分的，你并不额外寻求回报。父母对孩子的照料便是如此：一个妈妈把乳头送进婴儿的嘴里，她这样做因为她有能力哺喂这个孩子。这甚至不必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她对此心安理得。萍水相逢的人之间的善行也往往如此，人们仅因为自己有能力去做某事而帮助另一个人。这种对自身力量的体验，有时被称为“责任”——要注意这个词在这里是一个富含主动性的概念，而它并不是在所有场合都具有如此多的主动性。漫威英雄故事里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指的就是人生来有一种去运用自身能力的倾向。这句话有可能被滥用，所以需要对它做出上述辨析。
恩的观念里包含对蒙恩者的约束：他有回报的义务。当这种约束性被强调和利用，恩便超越善的范畴，演变为一种权力结构。恩不但可以是“行不必行之善”，还可以是“隐而未发的恶”，即“我有能力损害你，我没那么做”，所谓“不杀之恩”是也。
在“恩威并重”的说法里，恩不但可以是财富馈赠，也可以是“悬而未施的惩罚”，尤以后者值得玩味，此时它仍与“威”为对举的概念。“威”是“业已实现的惩罚”。
恩的观念能被管理者利用而成为一种管理工具，尤其在于恩有一种“难以充分回报”的诡辩性质。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大恩大德，三生三世也报答不尽”等语可见一斑。这是因为恩的观念把“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回报”混淆为“无以为报”。恩的双方的条件、地位越是悬殊，这种混淆的威力越大。
典型的如“亲恩”。父母生下孩子，孩子绝无可能以相同的方式予以报答。“孝”是与亲恩紧密相连的观念，后面我会谈到，它对孩子的盘剥有多么全面和深远，之所以能如此，便在于亲恩是“报答不尽”的。
“皇恩”亦如此。皇帝对你的生命财产有予取予夺的巨大权力，你存在是因为他允许你存在，他对你有“再造之恩”。这也是你无法以相同方式予以报答的，故而也是“报答不尽”的。
有些悬殊是由临时的情境造成的。如“救命之恩”，往往发生在两个处境不同的人之间。一人在水里将遭受灭顶之灾，而另一人在岸上恰有一长竿可搭救他。被救的人难能以相同的方式回报施救的人，他便可能夸大自己报答的义务。一个女子可能执拗到“以身相许”，而男子可能“任君驱遣”。若命运令蒙恩者竟有一个机会反过来搭救恩人一回，这便一次性解除了他的义务，“扯平了”。他会感到一种重获平等地位的松快。
由于恩难以回报，施恩者对蒙恩者便有了挑剔的权力，这造成了新的不平等。最值得注意的是，蒙恩者丧失了批评的权利。在恩的观念流行的社会里，人们对于蒙恩有沉重的心理负担，部分因为这意味着，至少在想象里，他们恐怕要忍气吞声，难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恩的观念让人们难以平静愉快地接受帮助，因为这意味着他要承担起沉重的义务。人们也难以心安理得地提供帮助，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把他人置于承担沉重义务的境地。从“大恩不言谢”一语可窥见这种扭曲。蒙恩者用这话表明报答的决心：他不试图用感谢话来免除他报答的义务。而往往，这话表明他处在一种义务的重压之下，重到令他生出一股幽愁暗恨，以至于无法真诚地说出感谢话，或者，对交付感谢起了吝啬之心。
感谢是人对善行的反应，而感恩是一个人对恩的反应。感恩迫使人置身于较低的地位。感恩的核心是放弃批评的权利。
乐于助人与无私奉献
人生来有助人的倾向，这既是一个运用自身力量的机会，又是一个暂时摆脱孤独的方法。
但要求人“乐于助人”把这事变得复杂起来了。这是个多余的要求。它把原本主动的事变成一桩义务，还要人“乐于”履行这桩义务。这双重地令人沮丧。
人在帮助他人时感到自己充足、有力，尤其当他可以运用一种独特的力量时，这种体验可以是一种充分的回报。超级英雄们除了助人之外几乎不做别的，他们在这些事里运用他们独特的力量。尽管故事是虚构的，这种行为激起普遍的共鸣。人们很自然地感到，如果他们自己有这样的力量，也会做类似的事。
一个自由的人，当他感到自己的好心被消磨、利用、剥削时，他停止提供帮助。而“乐于助人”的要求削弱了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在我还看春节联欢晚会的那些年，每年晚会上都会有以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为主人公的小品。他如此热衷于“助人”，那种热心给他自己和家人带来的困扰简直令人望而生畏。我无法不想到沽名钓誉这个词。
“乐于助人”进一步扩大到“无私奉献”。这两件事都是“无私”的，前者的对象是个人，而后者的对象是集体。“无私奉献”这一要求对人的盘剥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化的“助人为乐”，往往涉及一些枯燥、繁重、无须独特能力的工作。最初可能有的那种充足和有力的体验被消磨殆尽之后，除了外部勉强赋予的“荣誉”，一个人几乎得不到任何回报。
这种要求带来很多伪善与自欺欺人。有个笑话是说，在“学雷锋”的日子里，扶老奶奶过马路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老奶奶不够用了。有些事情则不那么好笑。人们明明受到压榨和剥削，却反过来用“助人为乐”和“无私奉献”这样的话来安抚自己，防止自己去改变或抗争。
这种规范看似与恩的观念互相排斥，却与之同时流行。雷锋要求自己“乐于助人”、“无私奉献”，而他对党有一颗报恩的心。他为个人或集体服务时不求回报，但党的恩典他无论如何都报答不尽。党同时鼓励这两种观念。
孝与悌
《弟子规》是清代出现的一部启蒙读物，主要讲家庭的行为规范。它主张“泛爱众”，却又将人区别对待。大体上说，父母最重要，自己最不重要，其余人按齿序或辈分排列在这两极之间。
这带来一个根本的冲突。人生来是“为自己”的，这一规范迫使他不得显露这一点。他的情感和意图，若不经过改头换面的修饰，就无法传递给另一个人。这种规范如此消磨人心，最终他将失去真实的情感和意图——他的意识里只留下规范允许他保留的东西，而驱动他行为的真实力量则消隐于意识之外。
《弟子规》的基础是对亲子关系的看法。在它看来，父母对孩子的行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善，而是恩，即“父母善待孩子，他们本不必这样做”，或者“父母没有摧毁孩子，他们本可以这样做”。恩需要回报，而且恩是无法充分回报的，因为蒙恩的人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回报恩人。这是一个诡辩，却是恩的观念中最具压倒性的东西。“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蒙受了父母的恩，他显然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回报，他必须永远为这一点感到惶恐不安。
这一规范最脆弱之处正在于它的根基。只要一个人不以恩的方式去看待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它就不是恩。只要一个人不把“无法以相同的方式回报”等同于“无以为报”，他就不必为从父母的行为中受益而惶恐不安。
在《弟子规》中，对待父母的方法称为“孝”，这些规定是令人沮丧且极难实行的，我挑几点来说一说。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对父母的呼、命、教、责，不论其内容如何，一个人须勿缓、勿懒、敬听、顺承。父母本可以且应当从孩子的自然反应中认识这个孩子以及认识自己，并根据这种认识来调整、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一规定却使这种认识变得不必要了。孩子的反抗与懈怠被看作是一个品德问题，而不被看作是对父母的行为的反应，这样一来，需要做出改变的总是孩子，而父母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
“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
一个人的何种潜力可以得到发展，取决于父母的好恶。这把父母变成孩子的主宰，它导致一种深刻的愤怒。当一个人把他的成就归功于他父母曾经严酷地约束和训练他而他对此感激不尽时，他的语气和表情往往没有他的话那样有说服力。
上述规定似乎在假设父母不可能犯错或做过分的事，它却又说：
“亲有过，谏使更。”
那么，当父母发出错误的指令、教导、责备时，一个人是“勿缓”、“勿懒”、“敬听”、“顺承”，还是“谏”呢？它没有明确解答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它规定了“谏”的方法：
“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若父母有过错，要和颜悦色地指正；若他们拂然作色，要等他们心情好转再谈；若他们号哭以拒，要跟着号哭以应；若他们动手打你，不要发怨言。这让人忍俊不禁——家庭生活变成了一场闹剧。这些装腔作势的规定让一个人失去了批评父母的能力。
爱有唤起回应的性质。如果一种行为无法唤起回应，它就不是爱，或者爱的努力失败了。《弟子规》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
这实际上说，恩可以怀着恨施予，而孝未必能唤起回应。恩与孝都不是爱，它们是与权力紧密相连的观念。
作为“孝”的延伸，“悌”是一个人在对待兄弟或长者时需要遵守的规范。人们尊敬一个人是因为这个人做出了令人尊敬的行为，但“悌”要求一个人必须尊敬另一个人，只为这个人年长或辈高。与“孝”相似，这让年长者不必把一个人对待他的方式看作是对他的行为的反应。他理应受到尊敬，若他没有得到尊敬，那是对方的过错。他不必改变自己的行为，要做出改变的总是对方。而且，这种尊敬表示得恰当或充分与否，由“尊长”的感觉来定，如：
“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
“悌”所要求的尊敬非常表面化，都是关于进退坐立这样的事情。它不关心一个人的真情实感，而要求一个人去装模作样。
《弟子规》规章矛盾重重。它允许父母百般逃避批评（不“悦”、“号泣”、“挞”），却又要人们不掩饰自己的过错（“倘掩饰，增一辜”）。
它要一个人在施展才能的时候不要犹豫不决（“己有能，勿自私”），又说在尊长面前却不能施展才能（“对尊长，勿见能”）。
它要一个人对父母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指示百依百顺，又要他明辨是非，真诚待人（“惟其是，勿佞巧”）。
它要一个人在与父母意见相左时曲意奉迎，又要他做一个直率坦荡的人（“直谅士”）。
还有些规定显示这个作者对人的认识浅薄，如：
“言语忍，忿自泯。”
即，只要你不去表达或争论，怨恨便自然消除。这完全搞反了。只有充分表达，才能消除怨怼；只有针锋相对地争论，才能达到真正的共识。它把表面上的和平等同于“忿自泯”，这只会导致积怨。
像这样一个家，如果不是经济上依靠父母，谁愿意待下去呢？遵循这种规范，家成了一个人最不自在的地方。在那里，他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最少；在那里，他最感到压抑和无趣；在那里，他虚伪而软弱；在那里，他习得的人际交往的方法对他建立一个自由温馨的新家毫无帮助。
想要与需要
美国一些幼儿园教孩子区分“想要”(want)与“需要”( need)，你能看到他们展示教学成果的照片。一般是一个孩子举着两块牌子，一个牌子上的标题是“想要”，下面是一份包含诸如可口可乐、冰淇淋、巧克力、游戏机一类物品的清单。另一个标题是“需要”，下面列出水、面包、三明治、书籍一类物品。孩子露出一副困惑的或绑匪命令她微笑的表情。
让这个孩子露出不解或不甘的表情的，是她刚受到的一番陷害式教导。她被迫去承认自己的意志低教师一等。
对自由的人来说，“想要”与“需要”是同一件事，前者侧重于谈意愿，后者侧重于谈实现目标的条件。当我“想要”吃冰淇淋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需要”一个冰淇淋，而面包既不是此时我“想要”的，也不是我“需要”的。反过来亦如此。当我“想要”吃面包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面包才能满足我此时的“需要”。
教师教孩子区分“想要”与“需要”的方法却是在搅混水。她僵硬地把各种物品分别加到“想要”或“需要”的清单里，并让这两个清单没有交集。她为什么不辞辛苦地这件事呢？是这样，你看，这个事儿是这样起作用的。
“我想喝一些可乐，”孩子说。
“我知道你‘想要’可乐，不过，”教师说，“你并不‘需要’可乐。我可以给你一些水。”
“不，我需要可乐。”
“你记得我们学过的东西吗？你‘想要’可乐，但你‘需要’的是水。”
——怎么样，险恶吧？
在这番教导里，“需要”是比“想要”更高阶的东西。你的目标同你的愿望相异而分离，前者由某个外在于你并高于你的意志规定，而后者屈从于它。
在上例中，教师的意志高于你。当她说你“需要”水时，她想要你喝水。当你的“想要”屈从于“需要”时，你屈从于她的“想要”。
这里谈的“需要”根本不是为了实现你的目标，而是鬼知道什么别的目标。这就是这个诡计的秘密。
谁的事情？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一个表情严厉的老师到我的教室巡视。她询问了交作业的情况，变得更严厉了。那天有几个人没交作业，我是其中一个。
她让我站起来，接着对我说了一番话。她言辞激烈，我听得懵懵懂懂。看到她激动起来，我既有些抱歉又有些费解，最后我说，“我今天忘带了，我明天给你带过来。”
她大发雷霆。这一回我听懂了，因为她说得很清楚，还重复了很多遍，“做作业是你自己的事，你不是给我做作业。”
我心里想，“如果这只是我的事，你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呢？”
我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她那么严厉，最后我什么也没说。
换作我是老师，我想，当一个孩子那样对我说时，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免得在胡言乱语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这个孩子的感觉是正确的。如果我像那样发脾气，那是因为我的某种利益受到了损害。如果我对这一推论感到别扭，我要审视这件事本身，而不是用巧妙的话去掩盖它。
如果我确有理由要求孩子们按时交作业，我要提醒自己，这主要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他们。统一给全班布置相同的作业，敦促孩子们按规定的时间完成作业并上交，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管理上的便利。对单个孩子来讲，完成作业，按时交作业，这些事给他带来的益处是很有限的。
真话
上面的故事里，巡视教师说的不是真话。一种可能的辩护是，她的话“不无道理”，而且她是“真诚地”那样说的，那正是她的看法。
当人追求真诚时，辨别真伪就是他的责任。“真诚地”说似是而非的话令人迷惑和恼怒。
“做作业是我的事情”，这话仅在于作业要由我来完成。做作业并不是我的爱好或志愿，大部分作业我是被迫去做的。作业对我不是全无益处，但这些益处远没有学校说得那么夸张。为了我没按时交作业而发怒，这实际上是在谈教师或学校的利益。在这个巡视教师的幻觉里，这还属于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那一类危险呢。
当我答应第二天把作业给她带来时，这就我们当时所谈的问题来说是恰当的。这对她来说这是个考验时刻，也是美德的机会。
若她意识到她是为了她所关心的事而发怒，她可以说，“好的，请明天把作业带过来。下次记得按时交作业。你不这样做会给老师增添一些麻烦。如果这样的事情多起来，她就得额外花很多时间来处理。”
那么我当时会听懂她说的话，而现在会说她是个坦诚的人。
大是大非
“大是”若是便是，它如何比是更是？“大非”若非便非，它如何比非更非？
大是大非从字面上看是一种比一般是非更高阶的是非，但它并不是是非。谈是非意味着人要置身于争论之中，而大是大非则要求人们停止争论。在是非争论中有效的论据和论证，在大是大非那里则失去效力了。
要注意，大是大非与公理不同。
有的知识体系从一些基本命题出发演绎而成，如几何学。这些命题在其所在的体系里被称为公理，人们承认它们，却不去证明。它们无法从别的命题推导出来，却是别的命题的依据。公理的权威是一种理性的权威，即它必须经受一致性的考验。
欧氏几何规定，“过平面上某直线外一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与其不相交”，该命题无法从别的命题推导出来，却是“三角形内角和为平角”等命题的依据。若规定“过平面上某直线外一点至少有两条直线与该直线不相交”，或者规定“同一平面上任意两直线一定相交”，你就得到了两种被称为非欧几何的新学说。这三种学说互不相融，但它们各自在其内部可以是协调一致的。
被称为大是大非的那些命题也有把自己置于争议之外的要求，但它们的权威是通过让人感到害怕或迷惑来得到的。大是大非是一种非理性的权威，它经受不住一致性的考验。在它所在的体系里，你总能找到一些命题被主张、倡议、赞成、默认，却与被称为大是大非的命题相冲突。这是避免不了的，因为大是大非正为了躲避这种冲突而要求自己享有被置于争论之外的特权。
大是大非是一种典型的管理的语言，它无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某事，只用来迫使人屈从。家庭里也可能使用类似的虚张声势的概念，如“底线”。
底线
底线这个词声称它比别的界线更基层，绝无逾越的余地——它最好是这样，否则它就沦为一个有些可笑的说法。如果家里的实权人物轻率地使用这个词，结果难免落到尴尬的境地。当人宣布某事是他的底线时，他在那件事上排斥辩解、争议、协商。这与家庭的追求是格格不入的，在家里，人们应当总是辩解、争议、协商。
一个妈妈声称她的孩子触犯了她的底线。当孩子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可能会想到自己要被杀死或逐出家门，但这个说法主要给妈妈提供了一个大发雷霆的机会。此后孩子对这个词越来越感到麻木，因为所谓底线与别的界线并没有实质上的分别，只是进一步提高了责备他的音量，增大了他辩解、争议、协商的难度而已。
父母对孩子虚张声势是由来已久的，它反映了管理者在他选择的道路上可用的方法越来越少的困境。父母要改弦更张，而不是重复或翻新已经证明无效的方法。
当父母对孩子感到失望，更深入地说，当父母对他们与孩子的关系深感失望时，他们不能再指望用管束来解决问题了。问题不是管束不够多或不够巧妙，而是太多、太“巧妙”了。
抓住婴儿的脚踝
一个父亲演示他如何帮助婴儿建立“规则意识”。他的目标是让婴儿不去靠近他的花瓶。在他自己录制的视频里，你看到那个婴儿在地毯上爬向花瓶，当他距离花瓶大约半米时，这位父亲伸手抓住他的一只脚踝。这个孩子继续运用他刚拥有也许不超过三个月的能力，却无法向前移动哪怕一寸。他也许感到困惑，便停下来。这时父亲松开手。婴儿感到变化，又开始往前爬。父亲再次伸手抓住那只脚踝，令他不能前进。如此反复多回。婴儿踌躇了一回，转向别处，而父亲终于停止了这种可怕的骚扰。
这位父亲相信这会让这个孩子最终自动遵守“不靠近花瓶”的规则。
这是个什么规则啊！
正直的人会帮助这个婴儿。他有力量同时照看好婴儿和花瓶，他运用这种力量。他会让婴儿去触摸这个花瓶，满足他的小小心愿。事后他兴许把花瓶收藏或固定起来，避免婴儿在意外中损坏花瓶或伤到自己。
而管束这个婴儿，像这个父亲做的那样，是令人极为沮丧的。对他来说，维护既有秩序最重要——让花瓶待在原地比让他家里这个新成员自由自在地行动重要。
设想当他因年迈而受照料时，这个婴儿——那时已长成为大人——每一次都伸手抓住他的脚踝，阻止他靠近一个在他活动范围内却不允许他触碰的东西，这对老人来讲是多么屈辱的事。这样的事对婴儿做起来倒被自诩或称赞为“温和而坚定”地履行父母教育孩子的职责了呢。
“温和而坚定”
如果人温和而坚定地应对一个侵犯他的邻居、上司、警察，我赞赏他维护自身利益的才能与决心，但这里要谈的是另一回事。
二十年前年轻父母们开始自诩或称赞一种被称为“温和而坚定”的与孩子交涉的方法。“坚定”是指他们不让自己在交涉中让步，而“温和”是指他们不让自己在交涉中失态。
父母在力量与资源上全面压倒孩子，担心的却是自己在交涉中让步和失态。这是一种深刻的软弱无力，却不妨碍他们真的开发出这样的方法。
一个温和行为的性质不是由温和而是由这个行为决定的。用温和态度去反对、压制、嘲讽、贬低、否定、折磨，只会把孩子搞糊涂，最终，任何温和态度将引起他狐疑和不寒而栗的身心反应。
比起温和不温和，孩子更关心真实与虚假。如果确有某种紧迫性要求孩子做某事或不做某事，你完全可以用与这种紧迫性相配的语气发出命令。当你在当时或事后向孩子揭示这种紧迫性，他就会理解和体谅。注意，这种联系必须是真实的。追求“温和”往往意味着父母在推动一个含义虚假的规范或倡议，孩子屈从于它，却无法理解、同情。
追求“温和”还意味着父母要掩盖自己的情绪，这成为积怨和迁怒的源头。要相信你有改变的能力。你可能会大发淫威（过分地发脾气），但当你允许自己这样做时，你不会永远这样做。你还有道歉的能力。如果你从未这样做过，你会发现它能挽回的事情之多远超过你的想象，而且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加深两个人的亲密。同情你自己，宽宏大量地对待自己，这种品质增强你前两种能力。一切的关键在于你要摆脱羞耻心，是它把你变得惊恐、僵硬、手足无措、心如死灰。总之，你有改变、道歉、同情的能力，去运用它们。
如果不是在反对孩子，父母根本不需要坚定。正直的父母总是考虑满足孩子而不是反对他。当他们反对孩子时，他们要求自己有一个真实可靠的理由。这意味着，有时你需要迫使孩子去做某事，你千真万确地知道，这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你。你出于管理上的便利或其他理由迫使他去做某事，你要习惯于坦承这一点，而不是把它说成是为了他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坦白，将使得你有机会去发挥创意，做出改变，因为你自己也会像孩子一样去评估，这一理由到底说不说得通，以及，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快乐，是不是可以抛弃或削弱它。
把巢筑在悬崖上的鹰不顾孩子尖叫把它推出巢，有时这真的会要了这个孩子的命，但大多时候这是雏鸟第一次飞行的前奏。这个条件简陋的家庭的一家之主有很强的理由迫使孩子做这件事：为了生存雏鸟必须学会飞行，而不从高处跳下去又无从掌握这一本领。
人类的父母却在鸡毛蒜皮的事上不顾孩子的尖叫、哀求、争辩、抗拒、懈怠、拖延、走神。他们坚定地要求孩子分享自己的玩具、从泳池边跳下水、对爷爷问好、上幼儿园、弹奏乐器、做一篇作文、吃菜叶子等等。仿佛在这些事上让步，这个孩子的一生就毁了。
溺爱
这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那个问题。
溺爱是一种对待人的方法。它忽视或违背人的意愿，一面向其提供过量的服务，一面又过分地管束他。
也许因为管束行为如此普遍常见，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溺爱提供过量服务的一面。那种过量服务确实引人注意、耐人寻味。溺爱隐含着不平等的关系，它发生在父母对孩子，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之间。掌权的人从弄权的角度来维护双方的关系。他把权杖之柄塞给受他管控的人，要他去挥舞它。权力地位似乎颠倒过来了：被管理者操控起管理者来了。
这只是表象，实际权力并没有易手。溺爱真正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在于它隐含着过分的管束。过量的服务和过分的管束，它们互相含有补偿的意味。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千与千寻》里汤婆婆对她孩子的溺爱：她给这个孩子无限量的玩具和无止境的好声好气，但不准他出门。
溺爱是一种管束方法。
溺爱通常带来的教训是“忘恩负义”：如此多的“善待”，却换来一个乖戾难处的孩子。对他的供应如此充足，多少一般孩子求之不得的东西于他是不求自来的，他却不满意，不开心，焦躁，富有攻击性，喜欢折磨人。这种教训引起一个看似自然的推论：不能事事顺着孩子——但这是把事情完全搞反了。
汤婆婆的孩子脾气大得吓人，而当他被千寻带出门，踏上旅途，他是个很好相处的伙伴。他终于做了他向往的事：出门游玩。他得到了真正的满足，这让他平静下来。与在那个铺张华丽的小牢笼里相比，他简直判若两人。
溺爱的破坏性是过分管束的一面带来的，所以不要怕“事事顺着孩子”，这不是罪过，也不会带来罪过。
满足
满足的孩子是很好相处的，他们直率可敬，通情达理。
当你老了，变得弱小，需要他们照顾，正像他们弱小时需要你照顾一样，这时，他们会用相同的方法对待你。你有任何希冀或愿望，都不惮于告诉他们，而他们用一种平常、温良地态度看待这些事，诚挚而友好地想办法去满足你，正如你曾经这样对待他们。
什么叫“想办法去满足”一个人呢，我举个例子。
你把480克巧克力交给孩子，由他自取。见他连续吃了320克，又取出6克时，你感到有些不安，于是你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而感到不安？”你认真想了一回这个问题，最后你对自己说，“这不要紧。”
一个亲人过来说，“让孩子吃这么多巧克力，他不会生病吗？”
“不会。”
“他也许会肚子疼的。”
“我从未因吃巧克力而肚子疼。不过，就算发生那样的事也不要紧，他会得到一个小教训。”
“他的牙齿会坏。”
“他睡前会刷牙。我会同他谈到这一担忧，叮嘱他今天尤其认真地刷牙。”
“高热量的食品会让他发胖。”
“这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他现在还好，我可以等到他真的有点胖了的时候再考虑这事。”
“等他养成习惯，再想去改可就来不及了。”
“一个人很难把连续吃400g巧克力变成一种习惯，他不会一直这样做的。如果他明天还有兴趣，也许最多吃200g。到了后天或者大后天他根本不会再吃这个东西了。”
等等等等。
这就是“想办法去满足”一个人的意思。你倾向于去满足他，为此你运用你的生活经验和关于人的知识，防止自己受一些似是而非的规范或戒律的驱遣去做相反的事。
这两件事同样重要：一是你的倾向，二是你的经验和知识。
如果你是在照顾糖尿病人，你不得不经常将他置于匮乏的境地。你可能会反对他吃第二块甜点，在血糖数值较高的日子里，可能一块也不赞成。但你总是同情地对待他，包括当他违悖禁令而被你发现时。你有时为这些严酷的限制向他致歉。
不管对健康的孩子还是对患糖尿病的老人，你都不去用那些有损尊严的措辞，诸如“谗”、“贪心”、“乖”、“懂事”、“自觉”。你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去激发或利用羞耻心。你的责任不在于管理他们，而在于促进他们的幸福。
瘾
家庭里要避免把健康的活动视为瘾。
健康的活动指人从中获得自然的满足的活动。饮食，性爱，电子游戏，阅读，运动，都可以是健康的活动。人在这些活动里可能表现出沉迷，这种沉迷总是阶段性的，最后会有一种满足为之画上句号。
E·B·怀特懂得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夏洛特的网》里，妈妈忧心忡忡地谈到八九岁的女儿一有时间就待在谷仓里看一头小猪的事，医生讲了一些通情达理的话，让她放下心来。果然，几个月后，女儿仍旧喜欢她的小猪，但她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别的事情了。
尤其是小孩子，在自由的条件下，他们的活动几乎都是健康的。从投入地观看运动的洗衣机或昆虫，接二连三地吃巧克力或冰淇淋，到没完没了地吮吸手指或抚弄生殖器，所有这些小孩子从事的活动，它们是健康和自然的。它们持续的时间可能在担心的父母眼里显得极为漫长，但总是阶段性的。阻断这些事，令满足变得困难，一般会延长这个阶段，因为其终结是以感到满足为条件的。
瘾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可能用来指称性质很不一样的多种行为。这里谈一种，即一个人反复做某事，却总也得不到满足。
饮食与性爱有可能变成一种瘾。这通常是因为这个人真正想去做的是别的事，而由于某种不幸，这一志愿被压制到他自己察觉不到的地步。食或性在这里作为一种替代品，用来产生刺激，却无法让他得到真正的满足，即，他没有去做他真正想要去做的那件事。
这里谈一谈对电子设备的“迷恋”。电子游戏是一个老话题，如今又有了短视频，它们在孩子身上起的效用让父母很难不去想到毒品。问题是，很少孩子能自由地玩电子游戏，自由地刷短视频，也很少有父母因此看到自由条件下，孩子在这些事上如何发展。
哪怕是开明的父母，在“放任”孩子玩一阵电子游戏或手机后，往往也忍不住受到一种罪恶感的驱使，责备自己或责备孩子。这种责备可能很温和，问题是，它往往不是务实，而是幻想或夸大的。结果孩子也不可能毫无罪恶感地从事这些活动。这些活动渐渐带有一些隐含的意味。它们是罪恶，是“意志力低下”的表征，这损坏一个人去享受这种活动的能力。它们还是反抗，成了这个人受损害的自由和尊严的替代品，实际又无法替代这些。有的情况下，父母允许孩子使用电子设备，不是因为他们乐于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不让孩子做另一件更有兴趣的事。结果这些活动变得让人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了，有可能变成一种瘾：得不到满足，却以为是强度不足，于是更深地投入其中。
由于现实里如此缺乏自由条件，以及人们对自由如此恐惧，我下面声称的事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设想的：长时间玩电子游戏或观看短视频可以是一种健康的活动，即从中得到自然的满足——愉快地开始，愉快地停止。在自由条件下，这些事将变得同别的事情一样普通。一个自由的孩子，毫无负罪感地使用电子设备，他在一天中的一些时候，便可能以同样的平静去从事别的事务，包括户外活动，学习语文数学，同人交谈，幻想或发呆等等。
如果孩子“沉湎”于什么达到了令你忧心的地步，不要去责备那件事情，而是去检查他的生活里了无生趣的部分。大部分学校为孩子提供了一种了无生趣的生活。想办法改善这一点，让孩子慢慢恢复对生活的总的兴趣。方法是宽松，即让他自由。很可能，在这一过程里，你得先让自己自由。
任何事，只要不怀着负罪感，能够愉快地开始，愉快地停止，就是健康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令人忧虑的是，学校实际上在批量制造匮乏的人、负罪的人，这意味着它批量制造某种瘾君子：花费大量时间从事实际上得不到满足的活动。这种徒劳无益让人不得开心颜。
性本善与性本恶
《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令人迷惑。既然“苟不教，性乃迁”，性本善或不善又有什么差别呢？
实际上性善论与性恶论只有微妙的差别，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相同之处：它们都认为只有加强教化和管束，才能让人们和平地共同生活。这一理论之争缺乏意义，尤其因为它们都把人性同人的行为混为一谈。
人性是关于人的知识的集合。割破皮肤会流血；内脏衰竭会死；长时间不进食会饥饿；压力之下会感到焦虑；向往自由；渴望与他人建立联系；有尊严；难以反对他所依靠的人；为了自保可能说谎；有让自己的行为说得通的心理需要；反复做同一件事会感到厌倦；有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的精神需要等等，诸如此类的知识构成人性。
人性是人的行为的依据，也可以说，人性是“在某条件下人会做某事”这一类命题的集合。
人性没有善恶之分，人的行为才有善恶之分。
谈善恶实际上是谈损益，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它们对善恶的看法自然也有差别。最普遍、最经久不衰的善恶观念是以人自身的利益为标准的。在不同文化里，杀害邻居都是一种罪恶，因为人们普遍从这一看法中受益。把人自身利益当成标准的行为规范被称为人道主义道德，它最有可能协调一致。而与之相对的，为各种各样凌驾于人之上的实体服务的行为规范被称为权威主义道德，它们各自很难在其内部协调一致。原因就在于不管它为哪种权威主体服务，它不可能完全排除对人自身利益的关切。在前文我们看到孝这种规范矛盾重重，它让父母凌驾于孩子之上，又提出“泛爱众”、“勿佞巧”等与之无法兼容的主张。
如不加说明，这里说的善指人道主义的善。人生来有一种运用自身力量的倾向，善与这种主动性息息相关。行善者运用自己的力量，从中获得充足、有力的体验，这令他愉悦。善通过这一机制促进他自己的利益。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圣经》讲神创世的故事，“要有光”，神这样说，便创造了光。他欣赏他的创造物，说，“这是好的。”要注意这时还没有人呢，还没有人从这一创造中受益。神并不依赖光，他说光是好（善）的，只是因为那是他创造的，是他运用自己独特力量的结果。
《圣经》不是一部人道主义著作，但在创世故事里，神的那种喜悦是人的喜悦。当他说“光是好的”时，他采取了一个人道主义观点。
“毫无利已，专门利人”
毛泽东文章《学习白求恩》对“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大加赞赏，措辞却令人迷惑。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
他表示一个人忽视自己是一种高尚行为，而当他要说明这有多么高尚时，他把人自己放到了重要位置上。那么人自己到底重要不重要？若重要，人出于什么理由去忽视自己？若不重要，“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是为了同等地轻视这两个事业吗？
这是各种颂扬“无私”的理论的共同缺陷。称颂者一面明白无误地贬低个人利益，一面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个看法，个人利益是他（唯一）真正关心的事。
我不会喜欢人说我“毫无利己，专门利人”。这是误解、隔阂，令人失望。若我是白求恩，也许出于礼貌不把这种感觉说出来，但我知道，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为了我自己。我想要为这些人做我擅长的事。我很高兴用这种方式支持我所赞赏的事业，但无意贬低我自己。我绝不去说我自己不重要。
叛逆
这是一个典型的从管理者、统治者角度看待事情的用语。使用这个词，管理者便无须审视自己的行为，更无须做出改变，而被管理者则一张口就落入品行不端的自我指责里，大大增加了为自己辩护的难度。
叛逆是一个阶段性问题。多少父母最后是熬过了这个阶段，而不是通过改善自己与孩子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阶段有明显的标识，它起于孩子获得了某种新力量，止于这个孩子某种需要不再那么依赖父母的供给。它有一个前提：父母在有些事情上就是不允许孩子得到满足。
这个阶段可以起于2岁。孩子开始能站、走、跑、讲话。这么大的孩子在许多事情上依赖父母，如果父母不合作，他无法在那些事上得到满足。他运用他的新力量去反抗。
这种反抗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他的真正需求错开，变得让人难以理解。这个阶段可能在3-5岁结束，意味着孩子的某个需求不再那么依赖于父母的供给了，或者这个需求对她不再那么重要了。一个孩子一度渴望父母的亲密而不得，到4岁上她有了朋友的陪伴，她同父母的紧张关系开始得到松弛。
许多父母在孩子长到九、十岁时，开始感到轻省一些。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多少放松了管束（“孩子也大了”），另一方面孩子的兴趣转向家庭之外，她对父母的要求降低了。和平相处对她变得更有吸引力了，这种和平却不意味着亲密。孩子对父母变得更有礼貌，相处的方法显得更有技巧，同时非常疏远。
到了青春期，孩子获得新的力量。她同父母一样高大或更高大。性开始成熟——这既是一种力量，也是一个折磨。对过分的或“过时的”管束，孩子掀起新的反抗浪潮。这被称为“青春期叛逆”。它不一定让人联想到年幼孩子的反抗，不过，它们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时期的表现。
叛逆，尤其是青春期叛逆，普遍被视为不可避免的。青春期同叛逆的联系如此之紧密，以至于那些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关系紧张的父母会抱怨“青春期提前了”。
但青春期叛逆，以及任何时期的叛逆，都不是不可避免的。被管理者的行为是对管理者对待他们的方式的反应。管理者要做出改变，而这是立竿见影的。
孩子是典型的被管理者、被统治者。父母普遍不把孩子当人看待，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对任何一个成年人去做会显得失礼冒犯的行为，父母们不假思索地对孩子去做。孩子到青春期掀起的反叛或不合作，同1820年代法国逐渐壮大的工业家阶层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尖锐，有着完全相同的原因：他们没有受到公正、平等、友好的对待。
工业家与贵族的冲突难以避免，但家庭是另一回事，父母总是可以宽松地对待孩子：尽可能去满足他们。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这样做，现在开始也不晚——任何时候开始都是值得的，当品尝到那种从和平友善的关系中沁出的甘甜，一切努力都得到报偿。
宽松地对待孩子。一个自由的孩子在青春期会有不同于童年的新的烦恼，但这个孩子继续享有同父母之间的良好关系，不会把事情混在一起，迁怒于家人。
磨难
管理的目标不一定符合被管理者的利益。他可能被要求忍受孤独、枯燥、禁足、过劳、薄薪，若他正好相信这些挫折有助于他得到某种品质或力量，事情就容易一些了。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管理的语言里，磨难受到推崇。
观念是这样一种东西，不明确反对它，便迟早会在推理中用到它。若人不去审视对磨难的推崇，他渐渐真的把它当成有益于他自己的事了。
我从小到大，语文教师们谈到《老人与海》，罕有不赞叹那种“从孤独中迸发的力量”的。他们不是把孤独当成是老人不得不忍受的一个处境，而是赞美它，把它视为德行、成就的必要条件。
这个老人却不像他们这样崇尚孤独。相反他明白无误地说，上年纪的人不应当独自一人。他自言语，“我希望有那孩子帮我。”
老人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他尽全力实现他的目标，但他的目标并不是德行，而是捕鱼。他在这些事上有完全正常和务实的看法。如果他不是孤身一人，如果那孩子在他身边，他实现目标要容易一些。
语文老师有一些扭曲的想法，他们对孤伶伶漂在海上这种事津津乐道，无视这一点实际上妨碍了老人去实现他的目标。我想他们自己时常感到孤独，又无法摆脱这种孤独，于是给它涂脂抹粉。
而老人不同。他能去爱。他同那孩子有良好的关系，他允许自己接受他的帮助，也提醒自己不要去剥削他。孤身在海上，他把动物们当成邻居、朋友、兄弟。他把海看作亲密的伙伴。他孑然一身，却远没有推崇孤独的语文老师那么孤独。
老人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孤独或其它任何苦难，而来自于他的头脑和性格。他了解自己和海洋。他总想知道自己有多大潜力，为此他运用它。
父母对孩子的憎恨
鲁迅在《五猖会》里讲了一件他七岁的事。他终于要去看五猖会了，但父亲阻住他，要他背一篇书才能走。母亲、女佣、工人们等待着……他终于把书背出来，父亲终于点头放他走。所有人重欢欣起来，唯独他再也无法高兴。一个疑问长久地折磨他——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有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父亲为什么要在那时候叫他来背书？
父母对孩子的憎恨（2）
一个妈妈筹备全家旅行，万事具备，去机场前她正色问孩子作业有没有做完。孩子没做完。她郑重地宣布旅行取消。孩子哭了。她正告他，他要为这事负全部责任，因为她早就有言在先，而他也早就听得分明，只有做完作业才能去旅行。
这不是寓言，这是一件真事。这个妈妈着意把这事变成一出戏剧，她实际上眼看着事情一步步滑向这个结局。她为了什么？
她制造这样一个代价高昂的教训，是为了让孩子去背上一个沉重的责任，让他去憎恨他自己，最终使他在这一点上落入她的窠臼。
什么窠臼？对不服从的憎恨。人漠视、忽视、无视管理——管理的目标不曾在这人心里唤起些许共鸣，而这一目标却是“为他好”——对这样的事，她痛惜而忿恨。
父母对孩子的憎恨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很少有像在亲子之间这样，管理者如此忌恨被管理者流露出的喜悦。为了破坏这种喜悦，他施展扫兴或毁坏的法术。
与别的任何机构不同，家庭有独特的目标，其一是亲密。最严厉的父母也不免渴望与孩子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但父母为了实现他的管理目标，不惜长期与孩子保持敌对状态。他疑窦丛生，孩子的举止动辄被视为忤逆。孩子的喜悦，离他如此之远，尤其当除他之外的家人共享一种喜悦之时，他陷入一种残酷的孤独之中。这并非全不真实，但他的幻想把这事夸大千百倍，以至于他的憎恨建立在几乎完全的幻象之上。
当孩子陷入由他发动的苦难里时，他不再感到孤独。他们在共担同一种苦难，苦难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当统治者被排除在其他家庭成员共同的欢乐之外时，他所感到的苦涩与忿恨，在小说《红与黑》里有一页生动描绘：
德-雷纳尔夫人欣喜若狂，连连地吻着她的孩子们，她这样做时身子不可能不略微靠在于连的身上。
冷不防地门开了，这是德-雷纳尔先生。他的那张严肃、不满的脸和被他的出现驱散的、美好的快乐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他的猜疑增加了。他不在场时他的家庭充满的这种幸福气氛，对一个受到如此敏感的自尊心控制的人来说，决不能有使情况得到改善的作用。他的妻子向他夸奖于连使用优雅而风趣的方法，向学生讲解他们不懂的词义，他听了以后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他使我的孩子们厌恶我；对他们来说，他很容易变得比我可爱一百倍，因为我毕竟是主人。在这个世纪里，一切都在力求使合法的权力变得让人厌恶。可怜的法兰西啊！”
自由
自由是人去做他想做的事。关于这个词有许多说法，但不要忘记它最基本的意思：自由是人去做他想做的事。
自由这个词本身并没有限定它涉及的行为是善还是恶，它却是善的基础，因为善源于人去运用自身能力的那种主动性。
人有可能被迫“行善”，即被迫做有利于某人的事，除非他后来赋予此事一种主动性，这并不是人们一般所谈的善。另一个词，美德，即对善的肯定，则更明显地对这种主动性提出要求。自由是美德的条件，没有自由，便谈不上美德。若某种美德竟脱离甚至排斥自由，那么它是自欺欺人的，是精神扭曲的后果或前因。
作为一种能力的自由
作为一种能力，自由的意思是人知道自己被迫做某事，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
这个看似消极的定义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人一来到世界上就在某种管理之下，很多人则受到严苛的管理。这带来的最令人伤感的结果是，人在没有受到强迫的情况下也去做不利于他、令他变得不幸的事。他甚至还有一套夸夸其谈的说辞来为这种自戗辩护哩。
而这一定义意味着，一旦强迫的力量减弱或消失，人便相应做出调整或改变。还意味着人去改变世界、去创造条件去做他想做的事。
这意味着自由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识别真实情况、开展推理等等。人生来具有自由的潜力，而在长期压抑中，这一能力可能消磨或丧失。恢复它则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时间。
如何损坏自由
为了管理上的便利，管理者可以走得很远。如前面谈到过的，他们为六、七岁的孩子编织一个故事，让他们相信，放任自己在床上多躺一分钟，将带来迟到二十分钟的“恶果”。他们试图用这个教训说明，若人在小事上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就会在更大的事上犯错误，或者，在私人事情上放松自己会不可挽回地对公共利益造成不利影响，等等。
这故事却是说不通的，它旨在把孩子搞糊涂。一个精心构造的写法破坏了正常的推理，主人公后来相信是多睡一分钟导致他迟到。
这就是损坏人的自由的方法。在故事之前，这孩子对迟到已经产生了过分的忧虑，现在他甚至不能让自己有多睡哪怕一分钟的念头了。他对自己动辄唉声叹气的精神状态毫无察觉。他也没发觉，等不来下一班车这件事同他多睡一分钟毫无关系。他从此对渴睡抱有一种羞愧，却说不清这事到底会如何损害他自己。
听见闹钟响便立即起床，这成为品质的一部分。慢慢的，他不再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被迫这样做，也不再追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这样做。
这种事可能被称为“自律”。
自律
自律可以与自由有相同的含义，正如“需要”可以与“想要”一致。人想要做某事，当他去做时，他运用自由。为了实现他的目标而应当达成的条件被称为需要。其中有些条件对他具有约束的性质，当他去达成这些条件时，他运用自律。
但管理者所号召的“自律”，尽管往往被说成是“为他好”，其目标脱离人自己真正的利益。人可能会把这种管理方法内化到性格之中，即他不是平等友好地对待自己，而把自己视为一个应当警惕、蔑视、管束的对象。这种“自律”与自由格格不入。
自觉
这个词本有同自由相似的魅力。自觉，自己察觉到某事，这事可以是自己的精神状态、当下的真实情况、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等等。善哉。
但它在管理的语言中被频繁使用，在那里，它的意思是自动察觉到管理者的利益所在，并做符合这一利益的事。
管理者把自觉吹嘘成一种美德。当你竟有勇气反过来对掌权者提出自觉的要求时，他却变得不自在或发怒。这是有自尊心的人的正常反应，经过权力的放大，它可能染上戏剧色彩。
学校
在这个网站建立之时，中国上年出生人口为956万，陷入七十多年来最低谷，也许还是百年来最低。同时，小学入学人数达到十几年来最高峰，按这些孩子出生年的出生人口数估计，达到1700万以上。这意味着，学校将在接下来几年发生巨大变化。我在这里谈论学校的话，会在几年后变得不那么适用吗？让我们看看。
学校的突出问题是，教师受到严厉的管束。你很难找到比小学教师更不快乐的群体了。她们几乎毫无权利，却背负着近乎险恶的责任。她们的精神状态令人担忧，那是暴躁与积郁的混合物。
中学教师也好不到哪儿去。九月的一天经过教室窗外，我听到里面有个声音叫嚷，“这样的题也错，你们活着有什么用？”我看到全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站着，他们大概就是那些“活着没什么用的人”。这是七年级，也就是初中一年级，这个老师认识这些孩子仅仅两个星期，她像对待宿敌那样把讽刺、愤怒的话倾倒在他们头上。
一个班五十个学生。初中班主任早上七点到校，晚上七点才能回家。案牍工作繁重。教案要手写，不允许用电脑代替。教学面向考试，为考试服务。实际上，考试成了教学方法，而且是全面的、唯一的方法。发挥创意的空间极小。
一个老师遭到投诉，她被看到隔着学校围栏接过从外面递进来的一个袋子，怀疑受贿。学校不对她提供任何保护，她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件事。她整理好即时通信应用的聊天记录、购物发票，打印出来，以证明那是朋友买的通过快递送给她的东西。
有的老师每隔几天痛哭一场。
作为被管理者，她们对学校唯唯诺诺，除了有时是性格使然，更重要的是她们在学校的严厉管束下不得不折腰。豆瓣网站上“教师小组”里充斥着对各种不公平制度的牢骚话。一个广西小地方的用户抱怨，小学语文老师几乎无法避免要做班主任。这激起了全国各地同行的共鸣。班主任这个职务有繁重得让人透不过气的工作，有大得可怕的责任，却只有微薄的补贴。令人感慨的是，这并不是抗议，而是伤春悲秋。学校制度被视为季节或天气，是让人无可奈何的。她们没有工会或任何可让她们联合起来的组织。在人数受限的网络讨论小组之外，她们是无声的人群。
同时，她们是全国所有孩子朝夕相处的管理者。你指望或忍心苛求这样一个自顾不暇的群体去教孩子做一个善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尊严的人吗？
性格
性格是一个人的行为的集合，它是人性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的实现。人性谈的是人类的行为的可能性，性格谈的是一个特定的人的行为的可能性。性格里的行为不是任意的，它们以某种方式互相联系、影响、制约，故性格也称为性格结构。
性格主要反映在人如何看待人（包括他自己），如何看待权力。《道德经》是一部影响广泛却过于简短的著作。对于这本书里谈到的“无为”，一人理解为这是让人接受现状而不争改变的含糊其词的劝诫，而另一人则理解这是李耳在要求统治者不要去折腾老百姓，不要为其野心勃勃的事业而怒征暴敛。这两人可能都显得赞赏这本书，却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性格。
性格从人既有的行为里呈现出来，并作为预测他的行为的依据。
虽然有时人们说“性格刚烈/温和”、“勇敢/怯懦”、“内向/外向”、或“果断/优柔”，这些却是行为的风格，而不属于性格的范畴。有些风格是天生的，被视为体质的一部分，有时称作“气质”，如所谓“胆汁质”，指人反应速度快且强度大。有些风格同一个人的知识、经验有关，如有“艺高人胆大”、“初生牛犊不怕虎”等说法，即一个人显得勇敢、果断，可能因为他有把握，也可能因为他对危险认识不足。外向内向则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往往同一个人的兴趣、能力偏向有关，一个在客厅里显得木讷的人可能在实验室或厨房里谈笑风生。
不过词汇是多义的。若一个人站出来维护一个受围攻的人，哪怕他战战兢兢，人们可能说他是“勇敢”的。这时这个词指的不再是行为的风格，而是行为本身。这一行为则是性格的反映：他受不了仗势欺人这种事。
性格不是天生的。性格的形成深受一个人经历、际遇的影响。性格具有稳定性，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人的性格可以改变，甚至逆转。
所谓“灵魂改造”，指的就是按照管理者的要求去改变人的性格。仍然请注意，人性是不发生改变的，这里改变的是人的行为（当灵魂改造不那么彻底时）或人的性格（当灵魂改造大获成功时）。
人追求幸福的历程也是性格发生改变的历程。与“灵魂改造”不同，这种改变是人运用主动性的结果，是为了他自己。
考试
只有约一半人上高中，高考却浸没整个中学，穿透小学，渗入幼儿园。小学三年级在期末考试前的三周里除了复习不做别的，而复习除了做试卷不做别的。考试从一个为了检验教学效果的权宜之计变成了教学本身，进而统治整个学校生活——几乎一切事务为了考试服务，而几乎一切“不利于”考试的事务都衰败了。
学校逐渐丧失了一切远见，越来越成为一个专门传授“考试技术”的机构。人们有时把小学、中学考试成绩好坏当成一种人生预兆，但考试技术在一个人离开学校之后实际上毫无用处。
你会发现，现实世界里做事的方法与考试要求人们采用的方法迥异。考试要求人在有限时间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解题，但现实事务允许人调动一切资源，去查阅、询问、讨论，去长久思考和多次尝试。许多人在离开学校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潜力，在三十岁上终于自由了——他开始运用自己的能力并从中感到乐趣。
小学和中学里传授给学生的那些不求甚解的“解题技巧”令你感到惊讶和警惕吗？教师们急功近利到这种地步，他们发现学生们无法在规定的时间里同步弄懂一件事——这是完全正常的——结果他们放弃让学生弄懂这件事。从初小到高小，或者从小学到初中，原本“成绩很好”的孩子，突然变得力不从心，考试成绩一落千丈，这是毫不罕见的，因为他们并不像最初的成绩显得的那样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多么令人痛心的浪费！几岁、十几岁的孩子每夜工作到十一点，做那些被认为有助于他在考试中取得分数的作业。那些作业如此冗复，实际上，一半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做他们已经会做的事，而另一半一遍又一遍地做他们始终懵懂的事。
考试是一个其意味非常狭隘的竞技活动。不要忘了，它在教学中是一个权宜之计。世界上令人惊叹或令人欣慰的工作，不是由擅长考试的人而是由感兴趣的人做出的。一个人完全能学会一件事而用不着去考试。考试，标准化考试，连绵不断的标准化考试，以及围绕这件事而设计的“教学方法”，严重消磨人的创造力和对活着的兴趣。
感兴趣
兴趣同能力息息相关。兴趣是运用潜在力量的可能性。这个定义不打算涵盖这个使用如此广泛的词所有可能的用法，它适用于诸如此类的事：婴儿发现他能爬，他用这个办法把自己送到各个地方。有时不在乎哪个地方，他主要体验自己爬行这件事。他越爬便越会爬，这时他对爬行充满兴趣，这一兴趣直到他完全掌握这件事之时开始减弱。
人生来有方方面面的潜力，故而人生来有方方面面的兴趣。若欲让人对某事感兴趣，把这事的难度降低到他力所能及的程度。若欲让他保持兴趣，让这事总不要难到他不能企及的地步。
这就是教学的秘密：让人感到自己能行。这也是现实学校失败之处，它的教学建立在一个不现实的假设上，即所有人能在规定时间里同步地掌握某种知识和技能。这让它实行一种注定不断挫败至少一半人的教学计划。当它鼓吹顶尖的“优等生”，并用最困难的考试来选拔他们时，它把事情变得如此之难，连原本有希望适应这一计划的那些学生也不断遭受创伤，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逐渐丧失兴趣。
可汗学院的数学课是引人入胜的。它足够简单。它每段课程都清晰、正确、不厌其烦、不枝不蔓。由于它用录好的视频授课，学生还可以按自己的进度来学习。它也许不是一个孩子生活里最感兴趣的事情，但每当他上这个课的时候，他不无兴趣，因为他既能听懂，也能照着做。
你可以举起鞭子，用恐惧驱使一个孩子学会滑旱冰，也可以让他先到草地上，去发现他自己有能力穿着轮鞋直立和行走。后一办法可能激发他的兴趣。当他对草地有把握时，再让他去塑胶颗粒跑道，最后才去普通的路面，这样的安排可能让他一直饶有兴致。当他想拉住你的手时，你每一次都伸出手。若他无论如何都感到恐惧，就放弃这件事，去做别的可能令他感兴趣的事。
孩子天生会按自己感兴趣的方式来使用物品。父母给孩子买来数学玩具，意在让他按数序排列等等，孩子却可能以更幼稚的方法来使用它——这与他的能力是相配的。若父母耐着性子不去打扰或指点他，眼见玩具闲置累月经年也不发怨言，他们便有可能看到孩子的兴趣自由发展的奇妙过程：他一开始只是摆弄无差别的积木，有一天他注意到字符顺序，终于他发现周期，并反复运用和验证这一发现，等等。若他们一开始就纠正孩子的玩法，迫使他勉强运用他尚未准备好的能力，这个玩具可能只带来痛苦（给孩子）和惆怅（给父母）。
父母有时不知道自己是多么扫兴。我看到年轻父母对三、四岁的孩子说，这是足球，是用脚踢的，不能用手抱。把这事推向疯狂的是，当父母看到孩子显得充耳不闻时，他们开始用讥讽他无知的办法迫使他屈从。拘谨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
抑郁症的一个症状是人全面丧失兴趣，这是他在整体上变得软弱无力的表征。他全面贬低自己，任何人在他眼里都比他杰出；他什么也做不了，最小的事在他也显得极其困难——他失去了所有潜力，也就丧失了活着的兴趣。他对自己的看法明显是幻象，这样的事却越来越普遍地发生。过分的管束，尤其是操弄羞耻心的管束，可以带来这一结果。
兴趣与利益
当发现兴趣这个词在英语里还有一个意思是利益，我耳目为之一新。在我受到的教育里，即在管理的语言里，兴趣与利益是割裂甚至互相排斥的。同样令人沮丧的是，善既不出于兴趣，也不出于利益，而与吃苦、吃亏、受难、愁怨联系在一起。谢天谢地，我把这些抛诸脑后了。
兴趣即利益，而善所根源的那种主动性与这两件事有紧密的联系。前面谈到白求恩被曲解为一个“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而在这里可以说，他对他在中国所做的事感兴趣，这件事符合他自己的利益，这才使得他的惠及他人的行为成为一桩善行。
这里所说的兴趣比上一节说的兴趣含义更广泛。当人对某事发生兴趣，这事便成为他利益的一部分。当父母阻碍或损害孩子任何一种兴趣时，他们应当要求自己有清晰、明确、可靠的理由，否则不能随意说自己是“为他好”。
《弟子规》里有“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的霸道规范，而生活里一般有更微妙的干涉。父母对孩子的兴趣可能有一些势利或急功近利的意见。父母宁愿看到自己的努力令女儿失望也坚持避免给她买粉红色的物品，或者嫌恶孩子爱看的文艺作品幼稚或浅薄，又或者只允许孩子看英语配音的《小猪佩奇》，等等。这些干涉毫无益处，只留下长久、隐秘的伤感。
允许兴趣自由发展，其自然结果是人的潜力得到实现。他力量的边界扩大，触及新的潜在力量，产生新的兴趣。阻止兴趣自由发展，迫使他运用不属于他的力量或他尚未获得的力量，则延缓这种成长。最严重的情况是他一直幼稚，总也不能成熟。
一个独立生活的人摆脱了幼年管理他的人，他能够购买和屯积小时候向往而难以得到的物品，但他不一定摆脱了管束：这种兴趣受到某种东西阻碍而停滞了，他长久地用一种幼稚的方法使用这些物品。乐趣实际上枯竭了，他像在一个干涸已久的井里求水。
势利
势利是一种解释世界或对待他人的方法，它一般有攀附富强的特征，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不可靠的推理。这使得它有时以一种看似相反的面目呈现，比如俯就贫弱，却仍然是一种势利。
阿Ｑ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因为未庄的人们之于阿Ｑ，只要他帮忙，只拿他玩笑，从来没有留心他的“行状”的。而阿Ｑ自己也不说，独有和别人口角的时候，间或瞪着眼睛道：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阿Ｑ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Ｑ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Ｑ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Ｑ真能做！”这时阿Ｑ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Ｑ很喜欢。
阿Ｑ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神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Ｑ在精神上独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加以进了几回城，阿Ｑ自然更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这几段出自《阿Q正传》，作者给这一章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优胜记略》。不论在哪个方面，这位主人公一心要占上风。仗着“先前阔”，“儿子阔”，知识比城里人正确，见识比乡下人高，而且“真能做”，他便在各种较量里优胜了。
这些依据有的虚假，有的可疑，更重要的是，哪怕依据一个真切的事实（他的同乡未见过他所见过的城里事物），人的尊严实际上无法建立在这种“优胜”上。当他试图用这些事情来维护自尊，他是势利的。
有些势利则微妙一些。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第3册名著导读《《红楼梦》》一文中说：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红楼梦》是一个‘异数’，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小说艺术高峰。但对年轻的中学生来说，刚接触这部作品，可能不太喜欢读。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不算曲折，而描写又十分细腻，读起来的确需要耐性。但《红楼梦》的文化含量是非常丰厚的，小说的艺术成就也远远超过其他古代小说。所以如果我们能抱着一种对经典尊崇的态度，认真沉下心来，逐步进入这部伟大作品的艺术世界，一定会大有收获。
一个人读《红楼梦》，为了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的见识、才能、勇气，可能会对这位作者和这个作品抱有越来越深的好感。这种感情同尊崇是很不同的。这种感情建立在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而尊崇建立在隔阂与分离之上。
当一个人越理解这本书，他越感到的不是他对作者或作品的尊崇，而是朋友之间的情谊（这包括一种对等的批评态度）。而当一个人没读过这本书，或者满足于对这本书持有肤浅的认识，他反而尊崇这本书——这没什么难的，只要拾人牙慧，云人所云就行了。
当语文教材编者要学生尊崇这本书，不仅无助于反而妨碍他声称的目的——认识这本书。这因此是一个势利的要求。他让人同他一样拜倒在这本书的声名之下。
在辩论中，仰仗“国家”、“人民”、“法律”、“自由”等语的威力，亦当小心，如缺乏确切的含义或可靠的联系，便冒着沦为势利话的风险。
各种权利运动在促进平等的过程里，势利，这种写在性格里的东西，有可能同时呈现在争锋的双方的言论里。即，人可能用势利来反对另一种势利。当一种弱势受到越来越多的谈论而成为风尚时，人可能以之为荣。这比前面说的事情更微妙。当一个人声明自豪时，他可能在尽他的责任：消弭羞耻心。他不再以自己为耻，并要求受到平等对待。若他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反过来压人一头，这不会消除耻感，只是让它以一种高亢的调子呈现罢了。
尊崇
教育者提倡尊崇是一件古怪的事。教育的目标是让人认识到自己是有力的并运用这种力量。尊崇却要人怀疑这一点，并甘于承认自己在某事上是低下或软弱无力的。
对杰出的事业、事迹、作品，一个人可能生出可望而不可及的崇拜之感，那时他对运用自己的力量还缺乏体验。当他实现一部分潜力，得以运用并增进他的力量，他开始欣赏而不再崇拜了。
对他来说，一个展示出高超技艺的人展示出的是人类在某种技艺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作为一个人类成员，同样或相似的潜力蕴藏在他自己身上。
你有时在一个技艺高超的人身上发现一种沉静的谦逊，那是因为他在运用自己的力量的体验中发现了这件事。他努力实现的那种潜力同样蕴藏在他的同胞身上。
当一个人尊崇某人、事、物时，他在妨碍自己去认识他所尊崇的对象。当他对其有所认识，他感到的不再是尊崇而是一种类似于友谊的情感。他欣赏这一对象，并保有批判的能力。他与之有一种平等的关系。
教育者提倡尊崇，主要是谋求管理上的“好处”。过去私塾先生要学生拜孔子，这并不是孔子的主意。这事的“好处”之一是，当孔子受到尊崇，先生作为其代理人，也“理当”受到尊敬。现在教育者要求学生尊崇经典——这也不是曹雪芹的主意——其用意并无很大不同，尽管这一用意在语文教材编者心里不一定是明晰的。他的性格让他难以想象他去鼓励孩子们做一个有尊严的、用平等友好的办法对待所有人的人。
尊敬师长
人们回顾学校生活时，往往以一种失敬的口吻谈他们的老师——一部分，大部分，全部也不罕见。当人们怀着敬意谈到某个老师时，总是因为他做了某件令人尊敬的事。你看到问题所在了吧？一个人要得到尊敬，他要做令人尊敬的事。既然没有人仅仅因为他是老师或长者就得到尊敬，那为什么还要要求学生“尊敬师长”呢？
这是让管理者取得优势的最常用办法。这里“尊敬”所指的行为无外乎《弟子规》里规定的那些，“勿缓”、“勿懒”、“敬听”、“顺承”，乃至“挞无怨”。当教师和长者倚仗这一规范时，他们不再把孩子的行为看做是对他们对待孩子的方法的一种反应。他们理应受到“尊敬”，便无须对关系的恶化负责，要做出改变的总是孩子们。这种有恃无恐和倚老卖老把人变成一个混球，在孩子们的记忆里，他不是混球也是一个平庸之辈，不会更好了。
这种规范是不会带来幸福与和平的，它总是损害一部分人。它带来困惑，这一困惑的尽头是伪善。它削弱人为自己争辩的能力，带来愤怒和积怨。
学校应当摒弃“尊敬师长”，而用“平等友好”代之。这是一个适用于、有益于所有人的规范。人们平等友好地对待他人，并要求得到平等友好的对待。如果你是一个教师，想想看，这不就是你期望得到的吗？孩子们平等友好地对待你，为了换取这一待遇，你平等友好地对待他们。当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你提醒对方应当平等友好地对待你。反过来也一样，当孩子受到过分的对待，他们也能挺直腰杆去要求受到平等友好的对待。
尊老爱幼
“尊老爱幼”也是一种要求优待的规范。它不无理由，引起的问题却比试图解决的问题更难办。它可能是在寻求和平与友善，却免不了要求一部分人缺乏道理地隐忍。它同样应当被“平等友好”的规范代替。在家庭这样小的人际圈子里，“平等友好”的规范能自动唤起回响，你实际上不必去倡议它。父母只要平等友好地对待孩子，孩子就会平等友好地对待父母。
祖孙关系里最大的障碍是老人可能自视高人一等，这不一定是傲慢，而是“老人理应受到尊敬”这一规范带来的一种往往落空而令人惆怅的期望。这倒不妨碍他们有时对孙辈采取低三下四的态度。这看起来矛盾，在势利的观念上却是通融的。如果不去谈“尊敬老人”，祖父母们就不用抱着不切实际的希冀。他们也要去平等友好地对待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以换得对方平等友好的对待。
祖孙关系的恶化有时因为父母未能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祖父母可能要代替上班的父母去照料孙辈，这意味着他们经常要约束这些年幼的人。当祖孙因此而产生龃龉，父母有时责怪祖父母，有时责怪孙辈，真正应该做的却是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一责任和方法将在后面详细地谈到。
要求哥哥姐姐让着弟弟妹妹，这是最常见也最难以服人的规范了。父母应当发挥创意，想办法让孩子们都得到满足，而不是把这种含义模糊的道德义务强加在较为年长的孩子身上。强词夺理的结果是让孩子们互相厌恶。年长的孩子把弟弟妹妹看作是他痛苦不幸的根源，而年幼的孩子抱着理应享有优待的过分期望。
这种影响可以绵延到成年。有二十多岁的人对与小孩子打交道感到恐慌，为了掩饰这种无能，他掺入一些主动性色彩，称自己厌恶小孩子。这是一种很容易露馅的伪饰。一个愉悦、放松、平静的孩子像吸引其他人一样吸引他的注意和欣羡。他反感和摒弃“年长的人要让着年幼的人”的规范，却没有什么方法来代替它，结果变得对小孩子不知如何是好。若他平等友好地对待人，他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与小孩子打交道，而不会手足无措。
令人压抑、沮丧、迷惑的规范
日常生活里有大量指导人际交往的规范。这些规范显得意在追求和平与友善，却以损害遵循它的人的利益为代价，结果适得其反。前面谈到“尊敬师长”，“尊敬老人”，这种规范赋予管理者过分的优势。也谈到“大的要让着小的”，管理者不是用增加供应的办法来解决分配问题，而是试图利用冲突中的双方在接受言辞说服的能力上的差异，来省事或省钱。更早时谈到过，人天生有助人的倾向，但要求人“乐于助人”把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有一类规范把人自己与他人区别对待，聊举二例。
“要乐于分享”，或“把玩具给小朋友玩吧”——当一个孩子靠近一个玩玩具的孩子，后者的父母迫不及待地这样说。这句话把一个本来有可能在五分钟内萌芽的友谊推迟到半个小时甚至更久之后。一种唯恐失礼的焦虑让一个人失去了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这件事上的自然反应的机会。
“别人的东西不要去碰，最好看都不要看。”——这一规定与上面那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却可能从同一个大人口中里说出。他把自己的孩子同别的人孩子区别对待，正是这种区别对待，让孩子有一种感觉，他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人。
有一些是“尊敬XX”的升级版本，它们假设理应受尊敬的那人根本不会犯错。
“爷爷摸你是喜欢你。”——这句话放在大人之间是极其无理和无礼的，却极易对孩子脱口而出。
“你怎么能说你恨奶奶？奶奶每天为你做那么多事。”——孩子对此往往有口难辩。父母应该去搞清楚孩子到底为什么说他恨他的奶奶，而不是去暗示，因为奶奶为他做很多事，便有权力对他做任何事。当奶奶每天为孩子做许多事，她是在帮助这孩子的父母。这对夫妇要自己去想办法感谢奶奶，而不是教孩子对此事怀恩。
有一类很不稳定的规范，令人迷惑。
“自己的事自己做。”——这话在许多情况下与“乐于助人”的规范相冲突，不过它真正的问题是，孩子的许多事实际上是父母代劳的。大人在运用这一规范时显出一种翻云覆雨的任性。一个经常受这种指教的孩子，有时会对大人的突如其来的殷勤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这个情形会持续多久，不知道大人会不会突然变脸，再一次用这句话来指教他。
以上这些规范都要求遵循规范的人单方忍耐某种损害，令人压抑、沮丧、迷惑。
平等友好
人际交往的规范一般追求和平与友善，因为人们普遍从这一目标中获益。问题在于，当规范由管理者提出，他们可能为了管理上的便利而不惜损害被管理者的利益。《弟子规》一方面主张“泛爱众”，这是在追求和平与友善，另一方面倾轧孩子，对他们提出一整套迫使他们顺从于父母的规定。于是有“多年媳妇熬成婆”这样的事。你不是不能指望从这种规范中“获得好处”，只是你要先忍受多年委屈。而当你开始从中“获益”，你迫使另一个人受委屈。这把家庭变成一个压抑、惆怅、积怨淤塞的可怕地方。
家庭里、学校里、各种地方，这些规范总是附带一些巧妙的话来解释为什么某部分人应当受到某种优待。这既得不到和平，也谈不上友善。有一个表述简洁的规范可以代替所有这些，即一个人平等友好地对待别人，同时要求受到平等友好的对待。它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适用于人与自己的交往。它能够唤起回应。一个人平等友好地对待别人，反过来他得到平等友好的对待。若打交道的是一个迁怒或愤世嫉俗的人，这一回应可能被延迟，却迟早会发生。
管理取向的规范的一大特征是限制人为自己提要求的能力，相反，平等友好的准则本身包含“要求受到平等友好的对待”。与此相应的，这一准则要求人运用改变的能力。
共同生活
我爷爷生活的地方，居民们有复杂的血缘与姻亲关系。人们热络而多礼。死、生、年、节都是不能忽视的事，从春到冬连绵不断的送礼的义务对即使富裕的家庭也是一个负担。规矩很多，站、坐、称呼、问候、拜谒、座次、举箸、端杯、离席，事事有讲究。
不管走到哪里，我受到笑脸相迎，一开始这是令人喜悦兴奋的，过了一阵子，我感到一种压抑和忧愁的气氛。作为一个短暂停留的客人，我受到宽宏的对待，行差踏错也不会受指摘。居民之间要挑剔得多。人们不避开我闲谈时，我听到的往往是某人在人际往来上有多值得称道，大部分是负面的。谁疏忽了，失礼了，怠慢了；谁不快了，气忿了，忌妒了，等等等等。我听到过争执和训斥，攻讦与指责主要围绕对方忽视、违背或破坏了某个规矩。
农村艰苦的生活要求人们紧密连系，互相依靠。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受到邻人、亲友接济的经历。彼一时你帮我，此一时我助你。习俗与规矩在协调人们行为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到，这些作用是有条件的。当生活变得越来越独立——个人独立于家庭，家庭独立于家族——人们从这些习俗与规矩上获得的益处越来越少、越来越可疑了。可以想见，当我爸爸用这些习俗和规矩来教导我时，我感到多么迷惑与不快了。
我能多怪他呢？像人们有时为此辩解时说的，那毕竟是浸透他的童年的观念。事情不尽如此，要看到，有些习俗或规矩他自己也抛弃了，巧的是，那些正好是对他不利的。
这几十年里人们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变，许多令人深受束缚的习俗与规矩被人们抛弃了。有些保留下来了，还有些被新创造出来。孩子三岁时，父母可能说，“是时候立规矩了。”年轻的父母们普遍追求一种有别于自己童年所待的家庭的更愉快的家庭氛围，却不一定成功。在这件事上，我想说，人们需要更进一步——彻底抛弃规矩。
一来这是可行的。家庭是一个很小的人际圈子，它可以不依赖规矩而良好地运转。
二来这是必要的，当你想要去建立一个和平、温馨、自在的家庭时。
在家庭里，人平等友好地对待其他成员，也要求得到平等友好的对待。人不再用规矩来协调与之共同生活的人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是运用“提要求”和“做出改变”这两种能力。
提要求
“你还敢提要求？”大人对正在哭的孩子说。
这是我在公共场所不止一次见闻的事情，每一次都让我想起小时候领受的相似的教训。“提要求”在倡导纪律和公德的学校里是一种罪恶，在许多家庭里也受到嫌恶。
那些父母们自己也奉行这一点。他们也不提要求，虽然实际上他们总在提某种要求。只要有可能把一个要求包装成习俗、规矩、德行，他们避免谈自己的意愿。为了掩盖自己的意愿，他们甚至不惜编造习俗、规矩、德行。这同前面提到的美国幼儿园教师割裂“想要”与“需要”而把孩子搞糊涂的办法殊途同归。
管理者为了管理上的便利而贬低个人，把谈个人意愿变成一件可耻的事。人们以公德、纪律、规矩、习俗为媒介互相交往，而羞于谈个人意愿。孩子天生会谈自己的意愿，父母则用本节最开始提到的那种恐吓或羞辱的办法损害他的这一能力。
结果是在网上有时看到这样的询问，“我从洗手间回来，发现我的男朋友吃光了所有焗虾。我虽然没有事先要他给我留一些，但他擅自这样做是对的吗？”乃至问，“我为此而感到有些生气是小题大做吗？”
在这桩恋人之间的小冲突上，提问者咨询公众意见。她不敢径直对男朋友谈自己的感受和意愿，而寄望于公德、习俗、规矩、礼仪站在她这边。她不得不倚仗这些东西，因为在她的经历里，谈自己的意图和愿望几乎没有用，有时还招来羞辱。
连生气也不再是一件她去察觉、体验、思索的事，而要由公众来审判其正当性。生气是人对事件的自然反应。人问自己为何而生气，在探寻其答案的过程里认识自己。而根据公共意见去“生气”或“不生气”，人沦为令人厌倦的闹剧里的傀儡。
在家庭里，人们应互相提要求，即直率地谈自己的意图和愿望，而不假借公德、纪律、规矩、习俗去压制另一个人。这正是亲密的意思。亲密关系是一个人的意图与愿望同另一个人的意图与愿望打交道。与之相对的，公德、纪律、规矩、习俗、礼仪是隔阂。它们不一定是最糟糕的隔阂，但隔阂就是隔阂，它妨碍人同他人连接起来从而摆脱孤独。
那个女孩应该怎么做呢？她应该使用与她的怒气相当的语气对男朋友说，“嘿，你怎么自顾自都吃光了？我还想吃一点儿呢！”若男朋友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他可能说，“哦，真对不起。我再给你点一盘。除了这个你还想吃些别的什么吗？”这种宽宏可能换来厚道，女孩说，“啊，这也不能怪你，我也并没有事先请你留一些给我。”接下来两个神骸两释的人便可以商议是不是再点点儿什么。
若男朋友是一个惯于用习俗、公约掩盖自己动议的人，对话可能变得艰难。不管怎样，为了幸福，人要开始堂堂正正地提要求，学会用平常话来谈自己的感受和愿望，抛弃那种用规矩压人的旧习。在私人交往中，直率地谈感受和愿望具有真正的威力，是这种行为打破隔阂，改变双方的行为乃至性格，将他们拉近，而令彼此不复孤独。
难用的规矩
规矩是这样一类规则，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从中受益，连制定、提倡它的人也难以遵守它。
家庭要避免立规矩，而应当总是协商。带孩子出门的人可能会规定，“每次只买一件东西。”它似乎有望解决一部分问题，但用不了多久，它本身成了一个问题：每次进商店都应该买一件东西吗？这个规矩对父母的自由的损害甚至比对孩子还严重。它本身是无法解释的。当你想给孩子买两件东西的时候，它又让你束手束脚。
在迪士尼乐园的礼品店里，一对小姐妹互相提醒，“挑最贵的！”她们的父母并非不慷慨，他们盼望这个欢乐王国的昂贵小商店里有什么可爱的物件让孩子为拥有它而感到喜悦，但这些孩子此时一心要让父母从上述那个规矩里尝到苦味。得知这一决心的爸爸徒劳地规劝，“我不在乎花多少钱。但请挑选你们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因为一件东西贵而买它。”值得一提的是，到这个时候，他们还要坚持那个规矩哩。
经济困窘会是一个问题，但上述规矩并不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主要来自于一种狂想，人是贪得无厌的，如不以这样的规矩约束，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贪得无厌”是管束而不是疏于管束带来的。不用这种规矩，其后果不仅没有那么“不堪设想”，而且是消除“贪婪”的唯一的办法。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规矩不只妨碍人（尤其是被管理者）提要求，也妨碍人（常常是管理者）做出改变。它破坏和平，阻断亲密，最后变成家庭成员互相攻讦时挥舞的武器。
做出改变
当人对另一人的感受和愿望做出响应时，他做出改变。这与提要求可以看做是同一种能力的两面。提要求的人不以自己的感受和愿望为耻，而做出改变的人则承认他的感受和愿望。这种互动带来和平与友善。
若人们之间的交往不去假借规矩的威力，而是谈感受和愿望，做出改变就不那么困难了。它不再是被迫的行为，而是对自身力量的运用，即善。
关于人和生活的知识
平等友好地对待人，或者说，运用提要求和做出改变的能力，这些行为是以关于人和生活的知识为基础的。这些知识有时称为“阅历”。
有的父母在有了第二个孩子后，逐渐意识到他们对第一个孩子是多么严厉。他们开始根据新得到的关于人和生活的知识，对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做出调整。
第一个孩子可能是温顺的，父母过分利用这一点。看到这个孩子含着泪水遵从他们的“温和的指使”，他们把这当成一个成就，或者是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事。第二个孩子可能是倔强的，父母既然无法同一个婴儿“论理”，不得不让步。许多在第一个孩子身上“好用”的巧言令色的方法，对第二个孩子是完全行不通的。然而，总是满足这个孩子的要求，并没有带来什么可怕的后果，相反，一种率真的关系无意中建立起来了，而亲子双方都从中感到温馨和畅快。父母心疼地想到，第一个孩子在同样年纪里过的是一种怎样压抑的生活。这个孩子从早到晚听到父亲的话，大部分是“不要如何如何”，而她总是遵从了。这对父母想要同这个孩子建立同样的率真的关系，他们开始大幅度扭转以前的做法。他们以相同的慷慨与友好对待两个孩子。
管理的语言里充斥着关于人和生活的虚假知识，为了摆脱它的影响，人往往付出多得令人惋惜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甄别。不要浪费这一努力，去建立一个宽松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长大的孩子，将能在需要的时候立即运用他从小就掌握的真正的知识，为他自己、他的伴侣、他的孩子带来幸福。
感受和意愿
孩子在一开始总是谈感受和意愿的。他们会说，“我想”或“我不想”等等。对意愿的解释是有尽头的，比如有时孩子仅仅是受到语言能力的限制，到了某个地步，父母要停止追问“你为什么想”或“你为什么不想”，而考虑改变最初的安排，去满足孩子的要求。如果父母利用语言优势，去迫使孩子屈从，孩子便开始倾向于隐藏真实想法，而在规则或规矩上寻求有利于自己的依据。规矩就是这样代代相传的。它在你三五岁上只是损害你，让你委屈和憋闷。到了八九岁，你有了那份聪明，反过来用它来制约父母。十三四岁上，你已经能熟练地挥舞它，让父母尝到你幼年时感到的苦涩。这可以是纯粹的报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感到苦涩，而不是因为你能从中获益。三十岁上，你用同一套办法来养育你的孩子……是时候停止这种不幸的循环了。
一个妈妈带着两个八九岁到十二三岁的孩子来到一处园林，孩子不那么感兴趣，提出要离开这里。冒着遭到拒绝的风险，妈妈说，“我很想来逛一逛这个园子，请陪我一会儿吧。”这种勇气来源于一种正当的期望，她的感受和意愿同样受到家人的重视。她总是承认孩子的感受和意愿，总是去满足他们，现在她得到了甜蜜的报偿，孩子说，“好吧。”这是善意，孩子打算去做一件他们能做的事，因为妈妈将从中受益。
在不同的情况下，妈妈可能遭到苦涩的报复——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一定是昭然若揭的。孩子可能会蔑视她的感受和意愿，引用某个规则或规矩来“正当地”拒绝她，像她一度对他们做的那样。
不管对习惯于谈感受和意愿的家庭还是对习惯于谈规矩的家庭，这一冒险都是值得的。对后者来说，这是改变的开始。孩子的冷酷反应让妈妈感到痛楚，她出于同情开始反思她对孩子的做法。挽回这种损失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用一次又一次的平等友好的表示来换取信任与友善。这一努力是艰巨而值得的。让孩子重新重视感受和意愿的方法是你去一次又一次地承认它们。他们可能自己都不再提出想法或意愿了，你要想办法发现他们的真实愿望，去满足它，并告诉他们，这不为什么，仅仅因为你知道他们想要这样做。
对好意的剥削
大人逗孩子的一个伎俩是要求孩子分一部分食物给他，当孩子这样做之后，他提出分更多给他。他再三提出这样的要求，直到事情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看到孩子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这个大人发出刺耳的大笑。
这可能是这个孩子一生中遭遇的第一个玩弄感情的事件，它为时不久，涉利不深，却是此后他可能经历的一种常规性的对好意的剥削的预演。
这种剥削是把人的好意附会为对规范的遵循。一个人做了某事，得到的称赞是，他是“孝顺”的，“爱劳动”的，“尊老爱幼”的，这样的评价是一种错待，让人若有所失。它带来的喜悦，如有的话，远没有一种微妙的忧虑长远。
称一个做出体贴举动的孩子为“小棉袄”，与上述事情有相似的作用，让人不免想到被这样称呼的孩子将如何受这种虚名所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将付出何等曲折古怪的努力，等等。
这种附会消磨了善所来自于的那种主动性。善被视为一种被动的行为，是对规范的屈从。善行变得可疑、可笑，这导致了本节一开头大人对孩子做出的那种病态的试探。
在平等友好的人际关系里，对善的反应是感谢，而不是表扬。
表扬
表扬，或表彰，原意是用书面的方式公开、提倡、推广某事。它是一种管理工具，通常包含一个赞美（并非总是如此），目的是树立一个榜样（总是如此）。
赞美有可能发生在平等的双方，或者，赞美有可能拉近双方的地位而带来平等。表扬却总是意味着不平等，不管这种地位差别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表扬通常由上级对下级发出，或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或统治者对被统治者。表扬巩固已有的不平等，或催生新的不平等。
表扬对每一个上过学的人来说是如此司空见惯，当他们成为父母，有时会问孩子，“老师表扬你了吗？”有的孩子，哪怕只有六岁，有足够的洞察力发现表扬的实质。有个妈妈在网上说，她那上幼儿园的女儿告诉她，表扬不是一件好事，表扬你的人只是想让你一直去做让你受表扬的那件事。这一见解激起许多成年人的赞叹和钦佩。
正是如此。若一个你期望与其建立平等关系的人说他“表扬”你，你开始有点警觉，提防对方试图剥刮、倾轧、控制你。
在日常生活里，这个词被如此普遍、频繁地使用，经常不恰当地代替了赞美、称赞这些词。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做出分析，以说明这些词可能有的区别。表扬的威力在于，发出表扬的人拥有限制你做某些事的强力，这是它与一般的赞美的根本上的不同。在与最热衷于玩弄权术的管理者的共同生活中，被管理者不仅对来自管理者的批评感到惧怕，而且深恐得不到表扬。他的安全和自由如此依赖管理者，至少在他的幻觉里，得不到管理者的欢心，意味着他离危险不远了。作为管理工具，表扬同批评实际上是一回事。对被管理者来说，批评是不可能逃避的（因为他有某种原罪），而表扬意味着这注定的雷霆一击被推迟了。
榜样
榜样，或模范，也是管理者常用的工具。
榜样不一定是为管理目标服务的，人为了自己的目标也可以有榜样。模范有强得多的约束的意味，它总是为管理目标服务的。从字面上看你能看到这种差别。模范是用来约束凝固后形成铸件的液体的容器，它制造彼此毫无差别的产品。
当榜样为管理目标服务时，它可能受到怀疑、厌恶。“司马光砸缸”是孩子最早接触到的榜样故事之一，这是一个很可理解的故事。我的意思是，听故事的人不难相信，主人公出于一种人生来就有的主动性而采取了那个令人称道的行动。而另一个故事，“孔融让梨”，唤起的感情要复杂得多。
年四岁时，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一个孩子可能出于技术上的理由选较小份的食物，也可能出于善意，“这是一件我可以做到的事，我的兄长从中受益，而我如此喜爱他们。”故事的主人公却把他自己的行为解释为对规范（“法”）的遵循，也就是说，他声称这是一种伪善。他只有四岁，而这种伪善在一般孩子身上出现并达到熟练的程度要迟得多，故而“宗族奇之”。
孔融让梨的故事远不像司马光砸缸的故事那样容易激发共鸣。孩子只要不那么羞怯，都会对这个故事表示怀疑或厌恶。在一个流传的视频里，一个孩子拿到了他喜欢的食物，大人挑这个时候问他，“你听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吗？”这孩子不耐烦地说，“恐龙不让梨，恐龙不让梨。”他显然听过这个故事，像别的孩子一样，敏锐地察觉到其主旨对他不利。
巧虎是一个广受欢迎的儿童学前教育系列故事的主人公。这是说，广受父母欢迎。巧虎既富有朝气又乖觉听话，这是两种父母们梦寐以求却很难在一个孩子身上兼具的品性。通过颇具吸引力的音像方法，巧虎帮助父母教孩子一些生活技能、规范，尤其在进幼儿园的准备上，让父母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但孩子并不喜欢巧虎——他们很有理由不把这一点说出口。若一个孩子说她喜欢巧虎，她可能是在说她喜欢看动画片，而巧虎是她妈妈允许她看的为数不多的电视节目。巧虎太乖觉了，孩子们感到，做乖孩子做到巧虎那种地步，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伪善
伪善是对善的模仿。与善出于人的主动性不同，伪善是人对习俗、规矩、公德、舆论、潮流、祖制、指令等规范的屈从。
这个可能令人惊讶和厌恶的词，它的目标并不是那么令人惊讶和厌恶。伪善寻求的是和平、亲近、赞赏、安全等等。伪善换来的和平也是一种和平，人们有可能从中受益。只是，当你不止寻求短暂的、表面的和平，而是追求幸福时，伪善是一个浅陋的手段，远不足以让你达到目标。
伪善有可能是对人道主义的善的模仿，也有可能是对其他标准下的善的模仿。在天子的大会堂里，善是去称颂他的英明。有些人是这位天子的多年的同事，对他知根知底。当他们高呼万岁时，尤其是伪善的。
学院或兵营迎接新成员时，可能举办一种下马威式的仪式，迫使新来的人做有损尊严的事。在掌握权力的举办者的眼里，善是服从这一安排。当新人打起精神投入到这项活动，并让自己显得兴奋愉悦时，他是伪善的。
在金庸小说《绝代双骄》里有一个“恶人谷”，谷里住着一群心眼儿不坏的人，但他们都相信，要生存下去必须扮演恶人。在恶人谷，善是扮恶斗狠。当这些人掩盖自己真实情感，摆出凶神恶煞的架势时，他们是伪善的。
上述三个例子说明，伪善的善实际上指的是人们为了在某个场所得到安全、和平而不得不遵循的规范所规定的东西。这种联系不必是真实的，它也可以是想象出来的或夸大的。有时人们会嘲笑另一个人的伪善，倒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伪善，而是他们的伪善恰如其分，而被嘲笑的那人的伪善远远超出了必要，达到了令人尴尬、引人发笑的地步了。
伪善带来深远的隔阂，在追求亲密的家庭里应当避免伪善。关键在于，父母要避免迫使孩子做伪善的事。毫无疑问，这要求他们自己能察觉到伪善。这不一定容易，但只要你愿意去看，你能看出什么是伪善。
“胖乎乎的小手”
这是人教版语文小学一年级的一篇课文的标题，课文如下：
全家人都喜欢兰兰画的这张画。 爸刚下班回来，拿起画，看了又看，把画贴在了墙上。兰兰不明白，问：“我只是画了自己的小手哇！我有那么多画，您为什么只贴这一张呢？” 爸爸说：“这胖乎乎的小手替我拿过拖鞋呀！” 妈妈看下班回来，看见画，笑着说：“这胖乎乎的小手给我洗过手绢哪！” 姥姥从厨房出来，一眼就看见了画上红润润的小手，说：“这胖乎乎的小手帮我挠过痒痒啊！” 兰兰明白了全家人为什么都喜欢这张画。她高兴地说：“等我长大了，小手变成了大手，它会帮你们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故事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这不是说世界上不可能有一家人像这样对话，而是说，作者让他笔下的人物以一种老练的方式互相奉迎，同时试图让他们显得自然和赤诚——这是做不到的。
当女儿问爸爸为什么对这幅画情有独钟时，他说这是因为画中的小手曾为他“拿过拖鞋”。妈妈和奶奶对这幅画的评价也采取了相似的角度，可见这个家庭颂扬这种事情：孩子帮大人做事或效劳。
爸爸最初看到这幅画时，他“拿起画，看了又看”。有可能，这幅画在艺术上触动了他，而他的回答掩盖了他的真实感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但这么做对他来说似乎是很容易的。既然家里人都颂扬这种事情，这一回答便似乎能很好地解释他对这幅画的偏爱。他实际上用这个回答来奉迎女儿（这却不意味着被奉迎的人能够从中获得真实的喜悦）。
也有可能，这幅画在艺术方面没有什么触动他的东西，他“拿起画，看了又看”，是装模作样，一种有预谋的表演，为他的教化铺路。
这两种虚伪，不管是哪一种，不管隐藏得多么巧妙，孩子是不可能毫无察觉的。
若女儿关心的是艺术方面，爸爸的回答是令她失落的。他对这幅画显露出的那么浓厚的兴趣竟然与艺术毫无关系，这让人难以置信。
若女儿原本就期望这幅画引发家人的这类评论，那么她对这种奉迎洞若观火。这是她玩的一种“德行游戏”，它并不追求真情实感，而是撩拨得到预期的反应。
小女孩在文末说的那番话也可能具有两种意义。一种可能是她掩盖真实情感，反过来迎合他们，另一种可能是，她得到了她期望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否真的让她感到愉快和充实。
在家庭里表彰某种德行，这样的事不可能不损害真诚。那种温情脉脉的气氛，在现实家庭里不可能像文中显得的那样完美，它总会让一部分人或所有人怅然若失。在文中，全家人以一种精确的方式互相配合，营造出这种气氛，但人是不会对虚假的东西感到完全满意的，因为人的本性要求他追求真实。若有一家人像这样对话，这个家里有一种伪善已是积重难返了。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是困难的，却仍然可能发生。
理性与感性
人们常用一种消极的方式使用这两个词。说一个人“很理性”，不主要是说他谈话清晰正确，甚至他远远谈不上清晰正确，而主要是说他冷酷无情。说一个人“很感性”，那人不无理由去怀疑这是在说他不够聪明。这些用法反映出对人的一种认识：理性与感性是互相排斥、此消彼长的。
理性与感性是人生来具有的两种能力。人有认知与推理的能力，称为理性。人有识别、产生、表达情感的能力，称为感性。它们不是互相排斥或此消彼长的。
有句话叫“朝闻道，夕死可也”。这是在说，运用认知和推理的能力可能给人带来巨大的满足感。这句话同时流露出充沛的感情，其不无夸张的修辞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让许多人受到触动。你可以猜想，说这话的人同时具有功能良好的理性与感性。
当人追求幸福时，理性是他最重要的能力，因为幸福要求人认识自己，识别自己的利益，做符合这一利益的事，这每一步都有赖于理性的运用。感性也以理性为手段，因为人的情感复杂到了那种地步，不光表达情感可能依靠语言，连识别情感也可能用到推理。
管理的语言实际上干扰和妨碍人的理性健全发展，带来的结果是，他落入观念的陷阱：用某种方法去认知与推理，结果总是得到不利于自己的结论。“想得越多越痛苦”，“语言妨碍我获得心灵平静”，他越来越怀疑、排斥理性。有趣的是，这一结论是通过推理得到并诉诸语言的。
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理性——它是人赖以生存的几乎唯一的工具——想想看，一个打算放弃理性的人仍然需要运用理性去为他的这一决心辩护。真正的问题在于，人要辨别真假，正确推理。当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要防止把它同异己的利益混为一谈，等等等等。
观念的陷阱
“观念的陷阱”指的是错误的、疏漏的、模糊不清的观念，它妨碍持有它的人去正确地推理，就像陷阱妨碍落入其中的野兽去获得自由一样。
若一个对婚姻失望的人把离婚视为“人生的失败”，她便落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中。她在婚姻生活中感到不幸才想到离婚，却又把离婚视为更深的不幸。“人生的失败”是一个过于模糊的说法，在这里用以掩盖她真正关心的事。有可能，她担心离婚后在经济上陷入窘境，无法维系她所留恋的现有的生活方式。她羞于谈对贫穷的恐惧，于是把它包装成对离婚本身的恐惧。
我想说，哪怕贫穷的前景阻止了她离婚的行动，这比她让自己陷入对离婚本身的恐惧要好得多。在这两种情况下，她有迥然不同的身心状态。受制于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困难，人仍然可能是自由的，因为自由是知道自己被迫做某事，并知道为什么被迫这样做。她在困难中保有主动性和创造力，有可能采取积极的行动。而囿于虚假的观念困境，她在怀疑-说服-怀疑的无休止的思虑里消磨自己，越来越难以采取积极的行动。
观念的陷阱同虚假的规范一样，它们都妨碍人去辨识自己真正的利益，并为之采取特定的行动。它们可以是对同一种观念的不同的说法，实际上是一回事。
鞭策与鼓励
管理上最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混淆不同的利益，人们有时甚至不是故意去这么做。人们使用的语言受历史上的管理者的影响如此之深，只要一个人不去认真审视他的用语，他一开口就有可能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而不自知。
在我小时候，我写过“感谢某人对我的鞭策”这样的话，这是学校作文里的套话。有一天我注意到鞭策的字面意思是“用鞭子抽打引车的牛马”。牛马踏上的道路并不通向它的目的地，它是在为赶车人的利益服务。它屈服于鞭打，这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但它要为此感谢鞭打它的人吗？
当我想要感谢某人时，我意识到他的某个行为保护或促进了我的利益（我不一定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鞭策的字面意思显然与此相去甚远。我能用什么词来代替它呢？我想到“鼓励”，但这个词也不那么鼓舞人心。
“鼓励”的字面意思是“用鼓声振作人的精神”，我想它最早指敦促士兵迎敌。士兵同牛马有相似的地位，他们往往不为自己的利益行动。他们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前景如此令人畏惧，以至于统帅要用鼓声来振作他们。鼓声并不利于思考。
我并不想说人们应当抛弃这些词，而是想让你注意到这些词意义的演变本身包含了对不同利益的混淆。当人们说鞭策的时候，往往在谈施动者与被动者的某种共同利益。比使用某个特定的词更重要的，是你要审查你所谈的这一共同利益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把不同的利益混为一谈，等等。
道德问题
有一类问题被称作“电车难题”，其抽象的表述为，为了救数量较多的人的生命而致数量较少的人死亡，这是否“合乎道德”？其具体的例述则有可能为这个问题添加各种戏剧化的细节。一个例述可能是，面对一个刹车失灵的行驶中的电车，一个扳道工要考虑让或任由电车撞死自己的孩子还是五个同事。
道德是对利益做出某种考量的方法，它应当是现实的而不是幻想出来的，即，道德准则是有技术条件的。在这个问题里，扳道工所面对的利益冲突之大被推到了极致，而他甚至没有时间去认真考量。这个问题，与其说是考验着扳道工的道德，不如说是考验谈论这个问题的人的道德。一个人道主义者会对落入这一处境的扳道工报以同情——不论他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并考虑给他提供帮助。
我想说，从“电车难题”这样的问题里，人们得不到有指导意义的道德教训。
在这样的问题上，人们应当关心的是权力、制度、法律，而不是道德。当一个刹不住的电车致人死亡，要问电车的运营有没有适当的机械故障检查制度。如果有这样制度，要问检查员有没有按规章实施这一检查。如果检查员也尽到了责任，那么这件事被看作是一个意外。
让我们主要在日常的条件下谈论道德，而不是把这一谈论变成一种极限条件下的测验。在平常日子里，这个扳道工既不会去牺牲他的同事，也不会去牺牲他的孩子——这一品性比他在“电车难题”里设计的危急时刻所做出何种抉择要重要得多。而对这种危机，人们要谈的应当是建立或完善一种制度，尽可能避免让人落入这种境地。
家庭的管理者也可能犯这种错误，他们设计一些超日常的或陷人于两难的“道德问题”去为难自己、配偶、孩子。这种做法把道德变得空洞了，它不再是从人的日常行为和生活经验里抽象出来的实在观念，在人需要的时候为人提供精神力量，而成为令人沮丧和厌恶的东西。
在家庭里，管理者应当总是去考虑如何让所有人都获得自由和满足——对自由和满足的体验是美德的源泉——而不是考虑让人们“公平地”受到彼此相当的损害。这话令你惊讶吗？想想看，多少调解话旨在让一个人忍气吞声，理由是另一个人的日子也并不比他好过。
同情
当你同情一个人时，你想到你自己。你想到，你有可能落到同那人相似的处境，或者，在特定的情形下，你也可能做他所做的事，等等。同情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它把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连结起来。
同情的人所察觉到的这种共同之处，有可能是比较具体的，也可能是比较抽象的。一个父亲同一个口吃的孩子交谈时显得很平常，这可能因为他小时候同样经历过口吃，也可能因为他有过别的承受压力、力不从心的体验。
做出道德批判时，人仍然可能同情。道德批判针对的是行为，它指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某种利益。而同情的眼睛所看到的那种人与人之间共同之处是由人性规定的。它只是说，人在某种情形下可能会做某事——任何人都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可能对某个“作恶”的人抱有同情之心，不光人道主义者如此，一个持权威主义道德观点的人也可能如此。
人有同情这一能力，部分地印证，人性是一个实在的、并非编造出来的观念。同情不是一种道德观念，它可以越过利益团体的壁垒起作用，这一团体可以是性别、人种、血统、族群、阶层、政党、国家等等。
然而，道德观念确实影响人同情的能力。权威主义团体里可能存有一些削弱人的同情能力的告诫，例如：
一、人应当追求某种道德上的完备，而且他有可效仿的模范，这模范可以是神、半神、圣人、领袖、圣徒、忠诚战士等等。 二、属于另外某个团体的人是低贱、落后、野蛮、不可理喻、狡诈、冷血、危险的，应当受到厌恶、憎恨、排斥、控制，乃至隔离、拘禁、强奸、杀害等等。
上述第一告诫令人难以同情其所在的团体的成员（包括他自己），第二告诫令人难以同情其所在团体之外的人。在其信徒看来，人性是一个危险观念——一旦承认人性，这些理论就变得可疑了——所以它必须是敌人发明出来，以腐蚀、软化他们的。
在家庭里，各种虚假的规范会妨碍人们去运用同情的能力；反过来，虚假的规范会受到同情的挑战。有一天，在户外，我的孩子向我伸出双手，我伏身把她抱了起来。她环住我的脖子，脸贴在我肩上。这个情景让另一个孩子睁大了眼睛，她告诫我，“你不能抱她。”
“为什么？”
“小朋友不能叫爸爸妈妈抱。”
“其实小朋友可以叫爸爸妈妈抱。你看，她刚才想让我抱她，我就把她抱起来了。”
“如果她叫你抱你就抱，她就长不大了。”
“我倒不担心这个。就算我每一次都抱她，她也会长大的。”
“小朋友不能娇气。”
“小朋友想让爸爸妈妈抱，是因为她有点累了，有点想睡觉，或者有点无聊。这并不是娇气。”
“我爸爸就不抱我。”
“我觉得他应该经常抱抱你。”
这个同我对话的孩子，比我抱在怀里的那个大不了多少。我看到她眼圈红了。我蹲下来对她伸出一支手臂，她扭头跑开了。
嘲讽
嘲讽兼具攻击性和娱乐性。像针刺破气球，用嘲讽攻击虛假的、夸大的事物，可能给人带来一种感观上的快意。它是某些写作或表演形式的重要组成。
嘲讽用精心编织的言辞去贬抑它的对象。如果那对象是被夸大的，嘲讽可能把对它的评价降低到恰当的水平。这样的嘲讽，人们可能说它是“合情合理”的。
嘲讽一般不利于寻求和平，因为哪怕它是“合情合理”的，它也是一种攻击或追击。也许可能用它来开启一场争论，若你寻求和解，不可能用它来终结争论。
在家庭里，人应当直率地交谈，避免嘲讽。因为家庭追求亲密和自在，这两点不可能伴随着时时提防遭受嘲讽的紧张情绪。
哪怕带着柔和、亲昵的语气，嘲讽总是表示某种恨意。嘲讽可被看作为一个信号，它提醒人去留意自己或对方的精神状态，是时候交谈、责备、致歉、辩解、原谅、拥抱等等。如果一个人习惯性地语带讥诮，这意味着某种积怨以及迁怒。他需要更多、更深入的交谈去辨识这一积怨，尤其需要他与自己的交谈。这是他认识自己、认识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途径。
日常的嘲讽
我小时候去做客，在饭桌上，男主人讥诮他妻子解数学题能力欠佳，一边讲一边哈哈笑起来。我看向女主人。她让自己动手去盛一碗汤，对丈夫的话充耳不闻。她问我想吃什么，我加倍端庄地回应她，想让她知道我对她的敬意不因那个笑话而稍减。
她不是毫无防备的，我感到，她时刻准备迎接这种讥诮。这种警觉损害了她的面容，就好像她一直戴着一副冷静的面具。当她笑起来，一种悻悻的表情像待命的士兵，随时准备上前接替这个笑容。
这就是日常的嘲讽的作用。它对人尊严和幸福的损害，被家庭成员们忽视、遗忘了。有时，它甚至被视为亲密的证明。可是，只要你愿意，你就能看到破绽。当男主人孤单的笑声还未完全散去的时候，我的朋友，也就是这对夫妻的孩子，用一种慢条斯理地语调，附和她爸爸的话。我想，这倒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多么有价值的看法，而是她无法让自己对这一攻击保持麻木。若她为妈妈辩护，她就要与爸爸起冲突，也许在她看来，这反而加强了这一看法的不幸之处。而附和这一看法，让她有可能同家里的其他成员一起，假装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从而维持和平。
这是什么和平呢？只是受到损害的那个人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而放弃反抗而已。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为什么要嘲讽她，另一个是，他为什么在这样的事上嘲讽她。
嘲讽总是表示某种恨意，它可能针对某人，也可能笼统地对所有人。这种恨意可能是隐蔽的，这也是为什么它以嘲讽这种方式来表达。嘲讽具有娱乐性，甚至可以用柔和、亲昵的语气来掩饰它的攻击性。
这一恨意可能来自于学校。教师公开嘲讽不擅长解数学题的孩子，有时取得引发哄堂大笑的娱乐效果，连成绩很好的孩子都被笼罩在这一恐怖之下。结果不单他自己，连他的配偶在这一能力上显得薄弱，都会令他感到羞耻。这种恨意，轻微到了不痛不痒的地步，却驱使他在最不相关的场合，去讲他妻子的这一笑话。他可能用这个办法来表示，“是的，我的妻子有这样一个缺点……你也许要在这件事上攻击我了吧。不管怎么样，至少你不能说我失察到没有亲自注意到这一点的地步。”
他实际上仍旧被笼罩在幼年经历的恐怖之下，他只是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一个人去追问，“你为何要这样对待你的妻子？难道不是她每天外出工作，又回到家做家务，关照你和孩子的起居饮食，让我所看到的这个家如此整洁有序吗？为什么要让她在你所嘲讽的事上感到耻辱呢？——为什么要让任何人在这样的事上感到耻辱呢？”他会感到难以回答。若他能够克服面子观念，深思之后，他会向妻子道歉。
这个发出追问的人，可以是我——冒着过分干预一个并不熟识的家庭的风险——也可以，而且最好是这位妻子本人。想想看这些追问的威力，这一威力的名字叫正直。
正直
一般说来，正直是一个人正当而直率地维护某种利益。
这里说的正当，是指这个人认识到他所维护的这一利益是正当的。这既是一个主观要求，要求这人并无愧意或羞惭之心，又是一个客观要求，要求这一利益应当符合某个正当性判定的标准。在这里所谈的正直是人道主义的正直，而在不同的用法里，正直这个词涉及的正当性判定标准可能是权威主义的。
区别在于，人道主义的正直可以是协调一致的，而权威主义的正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人不可能完全置自己与同胞的自由、幸福于不顾，当权威主义所谈的利益与人真正的利益抵触时，它的那种正当性经不起追问。
某所中学有禁止学生恋爱的规定。这是一个不近人情的规定，它主要出于管理上的考虑，而在我看来，它在管理上制造的麻烦比带来的益处多得多。当教师认为两个学生恋爱，他可能严厉地警告他们。当他听到一些不无情理的辩护时，他坚持校规是不容触犯的。这个教师有些方面可能引起这两个学生的敬意，比如他虽然严厉，但并不去说有伤尊严的话。
另一个教师，当他听到这两个学生的辩护时，他表示同情。当他感到有必要时，他说，“请不要怀孕。一方面，我对你们负有管理责任，学生怀孕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另一方面，你们恐怕不得不采取人工终止妊娠的办法，这不管对身体还是精神都是一种重创，”等等等等。
由于词汇数量是有限的而一个词是多义的，我有时也会称第一位教师为“一个正直的人”，这主要是指他要求自己不去讲有伤尊严的话。相比较而言，第二位教师更为正直，他显然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两个十七岁的孩子互相投契，这事到底伤害谁呢？阻止他们互相表达爱意，到底能给谁、带来多大好处呢？”他试图向两个孩子说明，他对这件事的有限的干预，既出于管理责任，也出于关心，这一关心也可看作为一个成年人对两个缺少人生经验、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孩子所感到的责任。
有意思的是，让我们想象这两个孩子如何为自己辩护。他们几乎无法避免遇到用语上的困难。他们很可能会使用“早恋”这个词，仅仅是用这个词，就已经让他们落入不利的境地了。由于学校里主流的语言是管理的语言，他们会感到为自己辩护非常吃力，因为哪怕是同自己对话，他们也不一定能把这种“为了自己”的行为表述成为正当的行为。
这让他们几乎无法去做一个正直的人。是人对自由与幸福的顽强追求，推动他们为自己辩护，如果把这一争论看作一场战斗，他们缺少称手的兵器。他们赖以辩护的语言本身损害他们的利益，这让他们的辩护里每一步都几乎无法避免地带着愧意和羞惭。你也许看到过这样的事，怀着极大热情的孩子不得不使用一些曲折古怪的推理来为自己辩护，有时为了伤敌八百，他们不得不自损一千。
若不审视这种语言，不去开发新的语言，这一情况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善。这个网站就是为了在这件事上提供一些思路而建立的。
在这里，正直指的是一个人正当而直率地维护某种利益，它促进自由和幸福。
自嘲
自嘲具有嘲讽的全部性质，它同样兼具攻击性和娱乐性。一个脱口秀表演者可能会发现自嘲在他的工作上的特殊作用，它可以有趣，且有希望让听众不感到受冒犯，毕竟它是在攻击表演者自己。
像嘲讽一样，自嘲也是一个信号。审视自嘲的内容，是人认识自己的一条途径。
有一天我回到家，同我妻子讲起刚刚我与朋友一家人见面的事。我请他们吃饭，其间顺口讲起我自己的一个笑话，关于我如何得到我现在的这份工作。我是被推荐给现在的雇主的，不是因为我被视为新职位的合格人选，而是因为我被评估为一个不能胜任原有职务的人。
我自己笑了，但我的客人们没有笑。我把这一点告诉了我妻子，她说，“这件事确实不那么好笑，实际上有点让人难过。你不止一次讲这件事了。也许你忘不掉它，不断讲述它，不是因为它有趣，而是因为它触及你某件久远的伤心事。”
是这么回事。我沿着这条线索，来来回回想起很多事，结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那种难以抑制的去讲这件事的冲动了。经过审视与深思，这件事变得普通了，成为我关于自己的知识的一部分。不止这件事，我同时失去了驱使人在任何事上自嘲的那种隐秘的动机。
自嘲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事。这有些微妙，因为看起来人们有时凭借巧妙的自嘲为自己赢得某种声誉。尽管如此，自嘲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事，它在那个人良心深处引起些微不安，有时远不是些微的，它成为某种程度的抑郁症的一个征候。我知道有人把自嘲当成一种独特的能力来看待，但真实情况是，当一个人不再想要去自嘲，他感到的是摆脱缰绳和皮鞭的马所感到的松快与平静。这个人可能对人是宽宏大量的，现在他毫不困难地对自己报以同样的同情。
当一个脱口秀表演者越来越为人所知，他可能越来越少像他早年那样在表演中自嘲。这是他对尊严的感觉变得越来越敏锐的表现。
不懂装懂
一位游客有幸来到一家位于菲律宾的制衣厂，旁观几位女工接受培训。一位女工对演示者说，“Ma'am，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另外几位也这样说。游客感到惊奇，尽管年纪不小，这些女工如此聪颖活泼。她们的主管，那位被称为Ma'am的，有心让游客多看到一些事情。她问女工，“你们会了吗？”
“会了，会了。”
她叫一位女工照样做一遍，那女工站过来，把手放在布料上，对着它看了好一会儿，最后说，“Ma'am，我不知道要怎么做，请让我再看你做一遍吧。”
“不会为什么要说会了？”
女工们咧开嘴笑了。
主管用汉语对游客说，“不要相信这些菲律宾人。只要你问她们，她们永远说她们会了。”
她们只是碰巧是菲律宾人。任何与不耐烦的管理者共同生活的被管理者都可能用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尊严——效果很有限。她们只是想避免立即受到斥责——这不总是一种狂想，在这间制衣厂，管理者们有时无所顾忌地斥责下属。到了某个关头，她们毫不困难地说出实情，在受到责备时咧嘴笑起来。这种宽宏大量，倒是管理他们的人可能缺少的品质。这些管理者自己太容易感到羞耻了，这一点妨碍他们享受快乐时光。圣婴节的狂欢派对上，几乎没有中国人加入女工们笑逐颜开的舞蹈。
对这个主管来说，她那天可能完全无意对这些女工求全责备，但她们在习惯的驱使下仍旧虚伪地对待她。尽管不那么意外，她有些伤感，她想让那位游客看清她的处境。
不懂装懂本身是有伤尊严的，它却被用来维护尊严，这是被管理者所陷入的令人同情的困境。若让人放弃不懂装懂，责罚和嘲讽不仅没有用，反而加剧这一点，因为人就是为了躲避可能的责罚与嘲讽而不懂装懂的。要终结这种浪费时间、令人惆怅的把戏，最重要的，管理者必须做出改变。
让人不害怕的方法
什么改变？去建立信任，消除戒心。
若主管不止想要教会这些女工，也想要同她们建立起坦诚相待的关系，她这样做。她知道几乎没有人看一遍就会，就不去试探她们，诱使或迫使她们去假装。“我再演示一遍，注意看。”她慢慢地演示，在巧妙或令人费解的步骤上尤其停留得久一些。她说的话同她的手一样缓慢。她留心看她们，若她们按照习惯，不让自己流露出疑惑的神情，她便自己提出适当的、必要的问题，不是去考问她们，而是交给她自己来回答。有时她反转操作，好让她们看清某个手法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她始终用平常的语气讲话。
几乎没有人只观看就学会一种有多个步骤的技法。她请她们中的一人动手来做，她准备在她每一个犹疑之处都提供帮助。此时她说的所有话都在谈方法，一个字也不涉及天赋、品质一类的事情。
这样做，不止是为了让她们学会，更要紧的是为了让她们感到，她们有充足的时间，而且没有什么是不能谈、不能问的。当主管自问自答，她便有机会向女工们示范如何去问一个问题，特别是当这个问题包含一些微妙的表述时。
总的说来，管理者应当要求自己，不能不择手段。不去讲有伤尊严的话，不去做有伤尊严的事。做一个正直、耐心、有礼貌的人。做一个有准备去降低要求或暂时放下管理目标的管理者。
她可能对“正直、耐心、有礼貌”缺少经验，那么去想象一下，她如何对待一个自尊心敏感的上级。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受她管理的人，那大体上差不离。
正直具有唤起回应的力量，也许不是立竿见影的，这种呼唤总是在起作用。它建立信任，消除戒心，换来坦诚相待。
而对于被管理者，上面的话同样有效。只要还没有被恐惧窒息，请用理性的余力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用一种正直的方式承认自己不懂。这一行为，在一个盛行不懂装懂的地方，具有很深的感染力。我知道，它是冒险，尤其当你相信你所面对的管理者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混蛋”时。但世界上并不只有这种混蛋。如果你敢冒险，用正直的方式披露真相，你会发现，它唤起敬意和正直的对待，也许不是即刻，迟早会的。
聪明
注意这个词含义的变化。最初，聪明是指一个人能够听和看，现在，在学校里，聪明指一个人擅长考试，而这是什么样的考试啊！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模仿高中毕业考试的制式。
五个上小学的孩子围坐桌边，像戴着木头面具，他们仿佛下定决心不让你看出他们到底听懂了多少。用不了多久，你发现，有一两个人甚至紧张到既听不见也看不见的地步了。他们在担心什么？
担心自己不聪明。
这就是学校教学产生的效果。最有礼貌的老师，可能不去谈谁聪明谁愚笨，但只要他按照学校规定的教学计划去要求学生，不断地用考试去试探他们，一半学生会怀疑自己的智力，而这种怀疑引起的恐惧夺走四分之一的人的听与看的能力。更不要说那些把聪明不聪明挂在嘴边的教师、父母了。
你注意到这种创伤有多深远吗？
我在全国各地遇到聪明能干的人，他们的知识、技艺、气度令人赞叹。这些称赞催生的喜悦与信任有时让他们打开话匣子，不出三分钟，有的人开始感慨自己“笨”，因为小时候考试成绩不好。“这不重要，”我说。他们实际上自己也有这种感觉，那些事不重要。但他们一有机会就去咂摸那个说法，“我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好，我笨”等等，一会儿反抗它，一会儿屈从于它。要抚平这种愤懑是很不容易的，他们有的已经五十岁了。
我听过的最凄凉的故事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国外留学，他对采访他的人说，“我是很笨的。我三岁还不能讲话。”
“可你现在讲得很好啊。实际上，你是我所采访的几十个人里讲话讲得最好的人之一。”
“谢谢。但我不能跟我的哥哥比，他两岁就会讲很多话了，”等等。
你也许猜到在这件事上，这个年轻人的父母对他说过什么话了，而且反反复复那样说。这真是疯狂。
孩子的不懂装懂
孩子不得不变得伪善。
不懂装懂是一种常见于孩子身上的伪善。这不是对人道主义的善的模仿，而是对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某些经不起推敲的规范的屈从。按照这些规范，他们应当在六七岁上掌握汉语拼音，或者，当老师花了两节课讲了某种数学方法，课堂上所有人都应当知道用这种方法在干什么。这些要求既不符合实际情况，又缺乏必要。我在十岁的一天突然弄明白了汉语拼音的用法，在那之前，使用汉语拼音对我来说就像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吹竽一样。我装作我会，不这么做的危险在于我可能遭到嘲讽，而我见过这种公开的处刑。
那时我们只是孩子，除了像别的被管理者一样无权无势之外，我们毫无生活经验。在应付这些事上，很少有人能达到前面讲到的制衣厂的年长的女工那种圆熟活泼的境界。当老师忍不住说，“我讲了那么多遍，你怎么还不明白？”孩子很难回答这个的问题，他确实不怎么明白她“讲了那么多遍”的事，而他一时也不知道要如何改进这一点。这是因为他智力或“自制力”低下吗？最幸运的情况下，那位老师克制自己，不再说一些让人受不了的话。而恐惧在教室里扩散，连成绩最好的孩子，都被笼罩在这一恐怖之下。对他来说，不懂同样是一种罪恶，只不过他比其他人幸运，大体上能适应这种教学计划。
最恶劣的指责是“笨”，而更有见识的教师，不相信他的学生缺少那种潜力，可能会说“懒”或“不认真”。确实，相当多的孩子不认真听讲，这却不是什么品质问题。没人能对听不太懂的话保持长久的注意力。把随便哪个小学教师推进一个充斥着专业术语的演讲房间，他可能在两分钟后发现自己在走神。
孩子的不懂装懂主要表现为一种触目的麻木，它的目的是自保。像别的伪善有可能达到过分的程度一样，有时，这种自保的要求顽固到，在最明显的情况下，一个孩子也拒绝承认不懂。他用沉默来保守这个秘密。
也可能朝着另一个方向，孩子为了荣誉而不懂装懂。这一荣誉不对应任何真实的成就，因而是一种虚荣。这一虚荣的重要性在于，若教师或父母喜欢玩弄权术，对孩子来说，得不到表扬同受到批评一样令他感到不安。
这两种不懂装懂同样令人难受。它们如此常见，却不是不可避免的。
怠工
小时候我读到一个故事，一个地主自告奋勇担起磨镰刀的职责，以换取雇工们的同意，中午不休息，顶着骄阳，连做一整天活。结果，也许你猜到了，那一天镰刀特别容易发生卷刃和缺口。总几个雇工闲坐在树下乘凉，而地主埋头苦干，刃口损坏的镰刀多得他磨也磨不完。
这是我注意到的第一个颂扬怠工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农民狡黠而好逸，他们毫不愧疚地享受无所事事的休闲时光，而为了换取几分钟这样的时光，他们故意破坏劳动工具。这与到那时为止我从别的书上得到的农民形象很不一样。
我那时想，这是正当的吗？正当到可以在印刷品上表示赞赏吗？
如果不是雇工，而是孩子呢？他们能问心无愧地这样做吗，当他们这样做，在家庭和学校里，他们能得到像这个故事在读者身上可能激发的同情与支持吗？哪怕只是享受几分钟的轻闲，都可能让一个孩子感到不安，他们有时在作文里披露这一点。事情是如何到这一步的？
对勤奋的鼓吹
我很小的时候见到一副对子。
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
它渲染画面所用的阴暗色调震动了我。这个人到底有多恨他所看的书？他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学那些东西？因为他走投无路吗？他走的道路，是我将要走的道路吗？他那种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的劲头又是怎么回事？
我信不过那些把这副对子张贴在自己家里的人，他们可能有些年纪和阅历，但有些重要的事他们不懂。而且，他们往往喜欢管束别人。
这“径”与“舟”通向哪里，巅峰和彼岸？为什么张贴这副对子的人看起来不开心，而且不开心很久了？
脱离兴趣谈勤奋，是自欺欺人。当一个人感兴趣，勤奋是不在话下的事。感兴趣的人在当下就获得回报，而不用等到抵达“巅峰”或“彼岸”。不遗余力地破坏人的兴趣，同时鼓吹勤奋，这是让人沮丧的、恰好又是学校在做的事。
学校与家庭的分歧
一所不起眼的高中今年有学生考上清华，不是一个，是两个！这个消息以爆炸的速度传开，有野心的父母们开始或更多地考虑把正在上初中或小学的孩子送进这所学校。校长开始把眼睛望向一条他原先不作奢望的前途，而教师中间开始流传增加收入的谣言。
家庭与学校可能在有些事上有共同利益，但家庭有明显区别于学校的目标。
尽管教师常常深受触动，学校作为一个制度机构并不在乎学生患抑郁症。学校几乎不在制度上做出任何改变，以缓和这种疾病在学校里的扩张。到了大学，精神检查仅仅是为了找出哪些人应当退学，而不是给他们提供帮助。
孩子患上抑郁症对家庭来说却是极其重大的事情。父母可能开始反思，并考虑立即做出改变。有的孩子得以休学，并获得一些自由。这些措施一般能防止最让人恐惧的事发生，而进一步的效果难以一概而论。父母仍有可能把孩子视为一个对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不管父母感到他们已经做出了多大的“让步”，结果可能总是令他们惆怅、不满、愤慨。
在学校，患抑郁症的人已经太多了，包围走廊和窗户的不锈钢栏杆太触目了。父母要考虑，让家在多大程度上像一个学校。
你想上学吗？
早上一个妈妈骑着电动车，她小小的女儿站在她与龙头之间的踏板上，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听见这个妈妈轻轻地说，“啊，你不想上学啊……”这是暑假，她们可能是在去培训班的路上。
在学期里，一个小学生早上七点五十到教室，上午半节早读，四节正课。中午在学校吃饭，饭后一节自习课。下午半节习字课，两节正课。如果有家人来接她，她现在可以回家了。学校倾向于说服家长让孩子接受托管，两节托管课之后，到了下午五点半，所有孩子放学。回家吃过晚饭，继续做作业到晚上九点。
一节课有四十分钟。课间有十分钟，但一般不让离开教室。上午有一个长达三十分钟的“大课间”，不下雨的天气里，学生上操场上做操。午餐有四十分钟时间，这时校园里变得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室外场地上穿梭，有一些是去门口拿家人送来的便当。大部分孩子吃第三方供餐公司提供的午餐。
在学校里不能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漫画书也在禁品之列。这个孩子与她的朋友认为在教室里谈话是不谨慎的，她们约在厕所里见面，在那里她们遇到别的相约在厕所里交谈的孩子。
芝麻大的事都可能遭到举报，到处是耳目。这个孩子有一次央求父母给她买一块好看的橡皮，满足这个小愿望却没有给她的脸上带来笑容，因为这块橡皮要送给“桌长”——听到这个仿佛从秦朝来的词请不要感到太惊讶——也就是她的同桌。那个人那天答应，作为回报，他会把她的名字从一个小本子上抹去。这个小本子用来记载违反纪律的人的名字。什么纪律？课间不宜大声讲话。
你有过要求五十个孩子在一间六十平方米的房间安静地听你说话或同时做些什么的经验吗？两个星期下来，让自己一次也不失态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孩子习惯了听老师用尖厉的声音给她们讲课。她学习语文、数学、英语，还上科学、道德与法治、美术、音乐、体育课。语文和数学在课时和优先级上占统治地位。在财政不那么宽裕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太多了——这个孩子上的美术和音乐课是别的班的语文或数学老师教的。不需要很多理由，副课会被主课代替，或者变成自习，好让老师有时间批改作业或做别的文书工作。
课后作业经常是考试卷，或者与考试形式一致的习题集。一年级就开始为高考做准备了。教师，说起来，要让孩子们懂得她们所学的东西，但实际做的是，要让她们熟悉考试题目的模式，掌握解题套路。这两个目标并不完全重合。一个人懂得自己在做什么，当然有助于他应付模式与套路，而反过来，熟练于模式与套路，不一定需要他很懂得自己在做什么。经年累月，这个一开始细微的差别可能变得显著，一些成绩原来还说得过去的孩子，到了较高年级渐渐跟不上了。
你可能想象不到，有多少抄抄写写的事务。初中学生被要求完整抄写语文试卷的阅读题的题干，它包含动辄几百字的文章或文摘。这种要求如此消磨人，在比较同情孩子的家庭里，父母有时替孩子做这些事。
你没看错，父母甚至不敢同老师谈一谈。他们屈尊模仿孩子的笔迹，替她抄写。有一天，他们发现即使模仿得不好也不会被发现。我试着去想象，这些四十多岁的人，有些是公司中层管理者，握着让他们感到有些生疏的笔，在上了一天班之后的夜晚，抄写那些有的几乎令人作呕的文章，当他们想到字迹不妨潦草一点儿，反正没人看时，他们感到的是喜悦还是屈辱。
你想上学吗？
“我想上学。”
当一个已经确诊抑郁症的孩子，在父母问到一个长期打算，是休学待在家里，还是去上学时，她沉吟片刻，做出这样的回答。父母多少有点意外，他们想搞清楚这一回答的含义，又有点害怕向孩子提问。除了害怕进一步交谈可能令孩子改变主意，还害怕某些问题本身。
“你从小到大，我们一直说你必须上学。对你来说，不上学从来不是一个选项。”父母也许想问，“现在你告诉我，比起在家里待一年，你更愿意每天去那个你说让你如此难受的地方。我不由得想，待在家里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孩子可能会安慰父母，休学并不能缩短她上学的时间，只是推延一年而已，另外学校有伙伴，家里未免太孤单了。
父母可能满意于这个回答，但它实际上绕过了上面那个问题。若有一个地方能让她自由自在地过一年，她为什么会愿意每天去学校待一整个白天，再把晚上大部分时间用来做作业呢？孤单是个问题，但它主要与无聊和羞惭搭配起来才是一个那么大的问题。
待在家里并不比去学校好过多少，这才是真正的答案。
有一种可能是，她知道父母在哪些事上限制和管束她，会在什么事上说什么样的话。是的，他们在考虑放松管制，因为“孩子需要一些休息，就好像火线上的士兵需要轮岗一样。”但他们的计算，在她的幻想里，是这种放松以刚好足以让她恢复到能被重新投入到战壕的程度为限。一想到他们一向是那么吝啬，她提不起劲头同他们讨价还价。为了换取一些权利，她不得不夸大她的病情，去装疯、示弱。她再也不想降低自尊心去这样做了，这样的事她做得够多了。
还有很多种令她对休学在家的前景感到沮丧的可能的原因，也有可能这些原因混合在一起，让她最后说，“我想上学。”
孩子的怠工
有些上小学的孩子做作业到夜里十一点，半夜十二点，下半夜一点，甚至更晚。按照他们父母的意见，作业确实不少，不过并不总是多到要花那么长时间。孩子有时显得极其迟缓，留心看他写两个字，那间隔长得让人心里发毛。有时不停地有某事把这事打断，吃喝拉撒，等等等等。
这种怠工可能变得令人难以理解。即使父母提议，在某时前做完作业便可以玩半个小时电子游戏，孩子还是不慌不忙地按照上述步调，把完成作业的时间拉长到让他的父母罹患神经衰弱的钟点，而那时，在父母看来，也“没时间”再给他玩游戏了。
“他是为了我们逼他上学而惩罚我们，”一个妈妈轻轻说。也许是这样，不过，这个猜想不能完全解释下面这样的事。
一整个周六，从早到晚，孩子坐在凳子上。他一次也没有把笔拿起来过，自然，他面前的作文纸上也不会显现任何字迹。他的妈妈在心里说，“儿子，你就随便写几行字吧，把这差事应付过去就完了。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晴朗的休息日，就这么浪费了。”
宁肯发呆一天，也不去写三百字违心话。这些顽固的孩子让我心生敬意，他们真的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作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孩子都已经不会哭了，有的连眼圈都不会红一下。这一对身心健康有益的活动，受到那么深的蔑视，他们不再去那样做，而且眼看也失去那样做的能力了。
如果我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别做作业了，”我会说，“别担心老师，我会想办法跟她说这件事，让她不责怪你。”去吧，去画画，玩电子游戏，看短视频吧。
数学
数学教给人一些数数的方法。
一、数数的基础方法
数数的基础方法是按顺序念出一串名词，一，二，三，……，九，十，十一，十二，等等等等，它们是数的名字。这一串名词是最初始的数学模式，人们靠口口相传的办法在每一个新来到这个世界的人的头脑里建立这个模式。这个模式如此原始，以至于当一个人被问到下面这样的问题时，他可能感到心烦意乱。
三是什么，它为什么是三？
他也许说，三是三个一，或者，三是数数时念到的第三个名词。这时他发现自己不得不用一个词去解释这个词本身。
这是因为，数的含义不是别的，是它在这一串有序名词里出现的位置，或者称为次序，而次序也要用数来表示，所以数的名字也是它自己的含义的名字。
次序为什么要用数来表示？这个人确实可能不这么做，而使用另外一串有序的名词来表示次序，这样便可用这一串名词来解释上面说的那一串名词。不可避免的，他发现这两串名词的作用完全相同，实在不必多此一举。
现在他可以心安理得地说，三就是三，它是三个一，也是数数时念到的第三个名词。这是一个如此原始的概念，人们无法绕过这个词本身去解释它。它的含义蕴藏且仅仅蕴藏在那一长串有固定顺序的名词里，一，二，三，……，九，十，十一，十二，等等等等。一个人满怀信心地使用三这个概念，是因为他相信，他牢记的这一串名词的说法与顺序与他邻居的完全相同。
二、进制
从一念到十，我们接着又从一开始念起。为了防止忘记已经念过十，我们把十之后的那个数取名为十一。按这个方法，我们从十一开始，依次念出十二，十三，……，直到十九，接下来，也许应该念“十十”。这确实是一个办法，而且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实际上我们把十九之后那个数称为“二十”，它表示我们第二次念到了十。这个办法更好，它让数的名字变得简短，容易念，也容易听懂。我们不必念出“十十十十十三”这样的名词，取而代之，我们说“五十三”，表示第五次念到十之后又从一念到三。
人们还有一种念法让这一特点更明显。当从一念到九之后，不是念“十”，而是念“一十”，接下来念一十一，一十二，一十三，等等。
这个办法被称为数的进制。它让我们只用很少的几个字符，就能给无穷无尽的数取名字。
三、数数的进阶方法：加减
加法是一种数数的方法，它规定一加上一得到二，二加上一得到三。这时可以说，三是三个一。当你数三所包含的一的个数时，数完的时候正好念到三。
进一步规定，二加上三得到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与上面的规定可以协调一致。当把二个一和三个一放在一起，数这些一的个数，数完的时候正好念到五。
加法也可以看成是对照数列来数数。你指着一个加数的下一个数开始念一，再下一个数念二，……，当你念到另一个加数的名字时，你所指的数就是两个加数的和。
减法也是一种数数的方法，它处理与加法相反的问题。从一个数量的一里拿出另一个数量的一，还剩下多少个一。这要求前一个数比后一个数大。
类似的，减法也可以看成是对照数列来数数。你指着被减数的上一个数开始念一，再上一个数念二，……，当你指到减数的名字时，你所念的数就是这两个数的差。
这实际上在考察数列上的两个数之间的差距，而它也可以处理被减数较小而减数较大的情况，这时我们数数的方向相反。减法带来了方向问题，而这种情况下得到的差被称为负数。
减法还带来零的观念。零不一定要从减法中得到，但减法很容易让人得到零。零表示无。从数列上看，零表示一个数同它自己的差距。当负数被引进这个数列，让数列得以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延伸时，零填补了正一与负一之间的空位，使得所有相邻的数之间有相同的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当数的表示方法，即进制，引入零的符号后，人们得到一种形式整齐的书写数的方法。人们把二万零五与三万七千五百二十一分别写为20,005和37,521，这让阅读、比较、计算变得容易多了。
四、数数的进阶方法：乘除
乘法处理把一个数多次相加的问题。乘法也可以看为让一个数发生均匀的膨胀，即，把这个数所包含的每一个一都换成另一个数。
除法是用一个数（除数）一次又一次地去减另一个数（被除数），直到剩下的部分（余数）比除数小，看能减多少次。除法也可看作是处理这样一个问题，把一个数平均分成若干份，问每一份里包含多少个一。
除法带来分数的观念。把一平均分成若干份，得到的每一份都比一小，这样的一份被称为“分数单位”。把一个比一大的数分成若干份，得到的每一份则包含了相应数量个分数单位。分数单位的倍数被称为分数。
分数的运算也是在数数，不是数一的个数，而是数分数单位的个数。为了与分数区分，先前所谈的数被称为整数，它们是一的倍数。整数可以看作为特殊的分数。
五、数数的方法的应用
当我们计算一个矩形的面积时，我们用矩形的长乘以宽。为什么矩形的面积计算具有这种简明的形式？
这是一个好问题，它让人注意到，数学应用里采取的算法，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总是受制于某个人为的规定。
计算面积实际上是在数数，它数一个图形包含了多少个单位面积。单位面积的定义方法决定了各种图形面积的算法。
单位面积的定义为，一个边长为一的正方形的面积为一单位面积。
由于矩形里正好包含长乘以宽个这样的正方形，所以它的面积等于长乘以宽个单位面积。
如果单位面积的定义为，边长为一的45度角菱形的面积为一单位面积，那么矩形的面积计算形式要复杂得多，而45度角平形四边形的面积将获得一个很简明的形式，即它的面积等于相邻两边长的乘积。
人至所以使用现实中的单位面积定义方法，一是因为地球重力的方向是垂直于地面的，这使得工程上广泛使用直角以获得良好的力学性能。二是因为直角有许多容易利用的几何特性。它是平角的一半；以它为内角的三角形的三边长蕴含了一个简明的代数关系（勾股定理），等等。
以上就是小学数学的基本内容。
学校的数学教学
小学的数学教学给人留下奇怪的印象。有时，全班四分之三的人考试超过90分，剩下的四分之一里可能有人只有30分。
人教版的小数学教材编写得非常好，但小学教师不一定按书上的办法去教。一部分原因在于，当你给五十个孩子上课，无论哪种办法都不容易奏效。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学校教学落入考试的窠臼，即，教学方法为了考试而设计。反过来也是如此，小型测验往往参照一时一课的教学的情况来设计。考试与教学互为窠臼。
普遍的高分便是这样来的。如果某种肌肉记忆有助于在考试上取得高分，教师甚至警告孩子，“不要思考！”那要做什么呢？要牢记口诀。这是急功近利的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办法，“记住操作步骤！一秒钟也不要浪费在琢磨你正在使用的机械设备上。”他只关心在48小时里交货，而上百个各自开动脑筋的工人只会妨碍他做到这一点。
如果要求五十个八岁的孩子连续两个月每天做一百道口算题，而且限时，那么，当考试卷子正好是五十道口算题时，普遍的高分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而最低分的孩子，也许只有三十分，有可能，他年纪还不够大，也有可能，他是一个不顺从的孩子，根本不去做那些枯燥的练习。
当你同孩子们接触、交谈，用不了多久，你可能发现很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当他们升到更高年级或初中，对考试的感觉可能开始发生变化，有点儿像从悬崖上跌落下来。
实际上，不管一般所谓的天赋有多大差别，任何孩子至晚在十二岁上完全获得了懂得全部小学数学知识的头脑力量，实现这一点比在考试上取得高分更重要，或者说，更幸福。学校以一种几乎倒伏的倾向去重视分数，重视最擅长考试的孩子，结果不止有一些孩子的学习受到明显阻碍，实际上所有人的潜力都不同程度地被抑制了，包括最擅长考试的孩子。
学数学有什么用
工科学生为了从学院毕业，要学习微积分和线性代数，不过他们当中很多人，做工程师直到退休，使用这两种技巧的次数屈指可数，为零也不让人惊讶。
对大多数人来说，花上九到十六年学数学最主要是为了升学。加减乘除和二元一次方程确实经常会用到，不过并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三十多岁的人在辅导自己的孩子时发现自己对小学数学知识的理解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深，不管多么出乎他的意料，他毕竟长大、自足、成家立业了，而且看起来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数学可以是一种有趣的智力游戏。任何人，哪怕是声称最害怕或最厌恶数学的人，当他碰到一个他有可能解开的数学题时，不管是否去掩盖这一点，他的心为之一动，跃跃欲试。这是人性，它总是敦促人去实现他的潜力，并以此为乐。
我说这些是想说，不要夸大数学的用处，也不要低估人们对数学的兴趣。这两点都让用鞭子驱赶人们去学数学变得缺乏必要。
作为游戏的数学
对有些人来说，数学是有趣的。你有可能只用几分钟让一个感兴趣的五岁孩子初步理解分数，我的意思是，在那几分钟之前，他连整数这个词都还没听说过。
“100里面有10个10，10里面有10个1……在0和1之间也有一些数，有一个数叫0.1，它有多大呢，我们说1里面有10个0.1。还有一个数叫0.5，它是5个0.1。现在你猜到这种说法的意思了吧，0.6呢，对，它是6个0.1。0.9加上0.1呢，对，是1。2的一半是1，那3的一半呢？啊，你说的没错，是1加上0.5，我们叫它1.5。你现在知道这种表示数的方法了吧。2.5是什么意思呢？对，是2加上0.5。2个2.5是多少呢？啊，对，是5。我们把1的一半叫做1/2，这个说法的意思是，把1平均分成2份，它表示其中的一份。那么1/2里有几个0.1呢，啊，对，对，有5个0.1。如果把1平均分成3分，我们叫它……对，1/3。它是几个0.1……哦，是的，这里恐怕要把0.1再平均分成3份，取其中的一份，加再上3个0.1。还有个数叫2/3，它是2个1/3的意思。那么3个1/3是多少，对，3/3……对，它还是1，是的，3/3就是1。”
这个孩子对这样的事感兴趣。同他谈到一个新概念，就像交给他一颗新的糖果。你告诉他一个名词，他笑嘻嘻地重复一遍。你用他已经知道的事来解释这个名词，他点点头，请你“再说一些（这样的事情）吧”。
这个如此聪颖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半年还很难从1数到20。他的父母很有耐心地对待他。
“1，2，3，4……我忘了后面是什么？”
“5。”
“1，2，3，4，5……5后面是什么？”
“6。”
“4，5，6，……”
“7。”
我说这个是想说，多少孩子，早在三岁半上，就已经受过那种震动，并渐渐习以为常了。他们听到父母用一种抱歉的口吻对别人说，“这孩子不是学习的料，到现在还不会数数。”
这就是为什么人要想办法摆脱羞耻心。当他成为父母时，他有那种见识和力量，不去为自己的孩子在有些事上的发展比别人迟缓而对毫不相干的人感到歉疚，说那些伤人心的话。
为了升学而学习数学
可能有一半孩子对数学不那么感兴趣。考虑到他以后会用得上，尽管他不那么感兴趣，父母想办法教他一些数学。这里说“用得上”，长远地指他独立生活时用得上，近切地指他需要通过一些升学考试，或者要在这样的考试里取得压倒性的成绩。
有时人们把这个近切的目标称为“功利的”，不过，当他们用这个词的时候，一般想说的是“急功近利的”。如果这是在说现实学校的数学教学，这个评价大体是适当的。它意味着“适得其反”：意在让孩子们在考试里取得较好的成绩，实际上却损害孩子在这件事上的能力与潜力。
学校里仍然有表现优异的孩子。是的，尽管受到学校教学掣肘，还是有些孩子有优异的表现，因为他们对数学不无兴趣。这一种善，被学校用一种剥削的方式利用了。他们要做那么多习题，基于如下信念：按考试的方式做的习题越多，取得高分的可能性越大。
这个办法显然有限度。有的孩子如此擅长这件事，他可能做数倍于别的孩子的习题，但这真的值得吗？不擅长的孩子也做重量以公斤计的试卷，他们似乎有更大提升空间，但总得说来，反反复复的练习并不能显著提高成绩或排名。
我上过的那个高中，每个月搞一次模拟考试，从考场布置、监考到阅卷，全面模拟高考。只有一点，它按既往成绩从高到低排名，把人们按顺序安置在一号到八号考场，甚至座次都是按分数决定的。
从头到位，我几乎没有离开过我所在的考场。大部分人都是如此。
难道人们都努力做习题，以至于“齐头并进”吗？我一度陷入低落的状态，日常的一切都变得迟缓了，我不再试图按时交数学作业（什么作业？一张又一张的试卷）。你猜怎么着，我还在那个考场。对我自己，我不必提出这个论据，也知道那些练习对我已经没有用了。这是人自己能够察觉的事。
即使只是为了升学而学习数学，学校的教学也是非常糟糕的方法，它像磨损齿轮一样无情地消磨人。
教一个不那么感兴趣的孩子
教一个不那么感兴趣的孩子，与教一个感兴趣的孩子，可以用相同的方法。你总是从头讲起，除非你从他的反应看出你可以略过一些事情，你总是从头讲起。
你有时说，“同底数幂相乘，底数不变，指数相加”，而很多时候，你说，“2的3次方是3个2相乘，2的4次方是4个2相乘，当它们相乘，一共有3+4，也就是7个2相乘。我们说它是2的7次方。”
你知道一个人反应、思考、理解需要时间，你慢条斯理地说这些话。当你发现你需要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也许更慢。
你总是说，“在数学上，人们规定……”——为什么这么规定呢？——“这是因为这一规定能与其它规定协调一致。比如说，……。能让事情协调一致的方法不止这一种，不过出于某个特定的原因，……，或某个偶然的原因，……，最后人们采取了这一种规定。”
你这样说，一是因为这是真的，二是因为阻碍很多孩子深入的一件事正是“为什么如此”这样的问题得不到妥善的回答。
感兴趣的孩子很可能主动去说他如何考虑一件事。“47除以5，这是问47里有几个5。20里有4个5，47减去20还有27。27里还有一个20，这样已经有8个5了。剩下的7里有1个5，总共是9个5。最后余2。”
不感兴趣的孩子不一定去说这些，但你总是可以去说这些。你不厌其烦、慢条斯理地说这些，最后你发现，尽管这个孩子缺乏总的兴趣，但由于你总是讲他听得懂的话，协调一致的话，合理合理的话，他开始能够跟上你的话，逐渐能预知你的话。
你偶尔提出简短的问题，稍等一会儿，他轻轻出说答案，你感到高兴，因为你知道他没有走神，他真的在留意听你的话，动脑筋去回答你的问题。
有一天，承蒙他心情好，竟然主动讲他思考的过程，这对教师来讲是非常甜蜜的时刻。
临时的、短暂的兴趣也是兴趣。五分钟的专心思考比占据整个周末的作业有用得多。
责备
这又是一个例子：一个含义强烈的词逐渐弱化，使它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责备的意思是指出过失，而它的原义含有挑剔的意思。这一原义还保留在“求全责备”这个短语里。在这个短语里，责同求，备同全，责备就是求全的意思 。
现在，它的含义弱化到这种地步，可以组成“温柔的责备”或“语重心长的责备”这样的短语，几乎失去挑剔的意味了。
这只是说它失去了主观上的挑剔的意味。以宽松的标准来看，许多日常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责备是过于挑剔的。
一个孩子没有玩他刚买的玩具，或者，在父母看来，他对这个玩具的兴趣维持的时间“太短”，他因此受到责备。
这种严厉不限于对孩子。一个妻子向丈夫谈到她想买一台单镜头反光相机，这位丈夫说，“你会好好用它吗？你能保证你学习使用，直到精通它吗？”妻子没有轻率地夸口说她会这样做，一部分因为她感到做这种保证是屈辱的。她有些伤心——她甚至只是花自己挣的钱——但不完全明白这一伤心的含义。她不一定注意到，在别的事情上，她用相似的严厉对待她的丈夫。
这一（预先）责备似乎把人当成某种雇员，“我要看到我的投资出成效，为此你不能懈怠。”家庭里实际没有这种雇佣关系。这样的责备所依据的不是实际情况，而是一个并不适当的品质标准。这一以管理者利益为导向的标准诞生于很不同的场合，用在家庭上往往带来不幸，因为家庭有迥然不同的目标。
类似的，军事化管理、“女孩要有女孩的样子”、“男孩要有男孩的样子”，在诸如此类的事情上发生的责备，都依据一些从各种不沾边的场合移植来的品质要求，让人忿懑、伤心、难以理解。
节日与仪式
节日与仪式一般与某种匮乏联系在一起。这种匮乏一旦消除，节日与仪式开始变得平淡起来。为了维护节日与仪式的隆重——不管出于何种古怪的考虑——你得设法让这种匮乏保持下去，或者，在节日与仪式上加大供应，不惜达到厌足。这只是指出一般的做法，而不是说它一定会有成效。
节日与仪式一开始可能是为了弥补某种匮乏而诞生、引起共鸣、变得流行的。它具有一种天真的凝聚力，这种自然而然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很难不引起管理者的注意并考虑加以利用。他们巧妙地、不那么巧妙地、或丝毫不巧妙地夺取为节日与仪式赋予意义的主导权。这是有限度的，等到事情变得不合时宜或过分，一个节日或仪式不仅不再令人愉悦，甚至不能以一种令人怀念地方式淡出，而变得在事实上或记忆里令人生厌。
这样的令人惆怅、有时感到讽刺的事，不止发生在公共领域，也可能发生在家庭里，甚至一个人自己身上。
圣诞节
当我的第一个孩子长到四五岁上，她听说了圣诞节和圣诞老人的事。她打听他住在哪里，如何给他写信。我们给她说了一个地址，那是我们国家北方一个人称为北极村的地方。
这样做一半出于模仿，我们看过那么多故事，父母们不遗余力地维护孩子对圣诞奇迹的信仰。另一半出于我们自己的理解，看到这个孩子这样相信圣诞节和圣诞老人，我们感到有种责任来保护这一天真。
像几乎所有电影、绘本、故事书里的父母那样，那时我们并不真正明白这一天真的含义。
这个孩子把信投入邮筒，信上写着她想让圣诞老人送给她的礼物。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情景，又让人心里有一点儿不是滋味。这个孩子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寻求帮助，而她健在的双亲正在她身后看着。
有一天我给妻子打电话，说到圣诞节的礼物的事情。我不知道女儿正一起听电话，当我发现这一点时，我掩住自己的口。过了一会儿，妻子在电话里告诉我，女儿很高兴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么，圣诞老人就是爸爸。”
狄更斯笔下的那个律师事务所职员（他给世界上最吝啬的人打工），在圣诞来临时，他的家庭所洋溢的那种喜悦，同全家人平日所处于的那种贫困境地是紧密相连的。在圣诞前夜，他们一起享用一个喷香的烤禽。这个家庭的成员们在这一刻同心同德，这种团结与亲密部分地出于这样一个信念：他们平日忍受匮乏，是因为贫穷，而不是因为这个家庭的管理者悭吝。
我的女儿向往圣诞节，是为了圣诞礼物。大人们温和的话语可能是这样说的，“那一天你可以得到一份你想要的礼物。”在她的耳朵里，这句话有点像是在说，她只能在那一天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圣诞节和圣诞老人是符合她的利益的，换句话说，她对这个节日和它的仪式感兴趣。务请注意，这种兴趣与她所忍耐的匮乏有直接和成正比的关系。
她的父母到底为什么要推迟她获得这一礼物呢？我们并不像狄更斯的故事里的那个家庭在经济上那么窘迫。
在那个电话之后，我们立即买了礼物，把它送给女儿。她非常高兴。圣诞老人并不存在，这一真相没有引起她丝毫伤感，因为她的妈妈和爸爸愿意听她谈自己的愿望，倾向于满足这些愿望。
圣诞老人也许是我们对她说的最后一个假话。我说也许，是因为我记不得牙仙子与圣诞老人的顺序了。在牙仙子那件事里，女儿高兴地发现，在她枕头下面放巧克力金币的“牙仙子就是妈妈啊！”
我想，父母假借他人之手来满足孩子的愿望，一个隐秘的理由在于，他们要同孩子保持距离。让孩子得到并保留一种印象，获得父母的理解、同情、支持是不那么容易的。由于父母经常不断地要迫使孩子做某事，他们把对孩子的理解、同情、支持看成是一种妨碍管理的软弱之处。为人父母自然而然会有的那种温柔感情，只有披上圣诞老人或牙仙子的外衣，才敢于流露出来。
孩子相信圣诞奇迹，这一天真是务实的。她日常生活越匮乏，这一信仰越珍贵，因为这一奇迹是她生活里为数不多的好事。父母们错误地把它浪漫化，结果，为了让这一奇迹更盛大，他们甚至刻意加剧孩子的某种匮乏。这种事之所以不被他们察觉，是因为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
仪式感
仪式的一个作用是，它宣称或暗示，某种匮乏是一种常态。仪式感的一个含义则是，一个人感到并接受这一点。
若仪式所暗示的情况是真实的，它便给人实在的感觉。若它所暗示的情况并不符合实际，人们得到的仪式感就有些勉强。
管理者可能会利用仪式，去让人接受某种匮乏，且不去追究这种匮乏的原因。有时，这种匮乏是人为造成的，而管理者对此负有责任。
当自律被理解为“自我管束”时，不那么令人惊讶的，一个崇尚或鼓吹自律的人可能去追求仪式感。他若不举行某种仪式，便不允许自己享受某种令人满足的事物。他用仪式来把享受幸福同日常生活分开。在他看来，生活是漫长的修行，而幸福是偶然的例外。他用仪式加强他对日常生活里某种匮乏的认同，而这种匮乏是他自己制造的。
没有人压制、逼迫他，他要求自己这样做。当他有配偶或孩子时，他要求她们也这样做。这真是令人伤感的事。
仪式与仪式感，它们可以是富有生趣的活动与感受。只是，当人谈到这两个词的时候，总应当去探究，它们到底是在指什么。
交谈
我还在上学的时候看过一个有趣的日本电影，名叫《情书》。你或许也看过它，对它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留有印象。我想说的是下面这个部分。
一个年轻女孩子的男友在登山时意外身亡。她同亡者的妈妈坐在沙发上，翻阅旧照片。在一张中学的集体照上，她看到一个同自己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生。这一发现打破了她内心的平静，在那里生出一个残酷的怀疑，“我是他早年爱恋的某个人的替代品吗？”
这时她想到，她完全不了解这个年轻人的性格的深度，因为他几乎不讲话。他到底如何看待她？她检索回忆，尽管有许多共同的活动，她却找不到什么能打消或坐实她的疑虑。她开始了一场越来越深入的探寻之旅，对亡者的过去了解得越来越多，却无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幸运的是，在影片里，她的新男友是一个热情、健谈的人。他鼓励她交谈。他如此同情她的处境，他带这个女孩子来到亡者遇难的雪山——他是那场意外的见证者之一——在那里，他敦促她向死去的人发出问候和疑问。这个拘谨的女孩子慢慢放开喉咙向着被白雪覆盖的空旷山谷呼喊的情景令人动容。尽管她得不到回答，但她做了她应当做的事：尝试交谈，提出问题。
她尽到了对自己的责任。在新的生活里，她永远怀念死去的人，同她的爱人谈这些事，但不再让那种可怕的怀疑折磨她自己了。
与那个人的沉默寡言相比，这些怀疑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到底如何看待她，他爱她吗，这些问题几乎不可能通过交谈之外的方法得到一个可靠的答案。我的意思是说，用其它方法得到的答案都不能排除某些怀疑。这些怀疑只能通过交谈来消解，从而蜕变为一个坚实的信念。
信任
我在一个离家两百公里的地方度过高中时光。我那年青的班主任以一个奇特的缘故反对我，他指责我“不像一个孩子”。他不是指责我“调皮捣蛋”，那倒可能让他露出微笑，因为那更“像一个孩子”。
也许因为我有时不说话。他问，“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某一项规定，并遵守它呢？感到学校的语言对我不利，又找不到别的说法，我默不作声。
或许因为有时我没有闭嘴。有一天中午，他突然来到我寝室，我正在下象棋。他毫不困难地没收了象棋，但在向我说明下象棋的危害时遇到了困难。
他指出下棋会影响别人休息。我指出那时待在这个寝室里的唯一的另一个人正在同我下棋，他同样热衷于这件事，丝毫没打算休息。
他指出下棋会影响我自己休息。这是一个弱得多的指责，他恐怕为他不得不这样说而生气。我简短地说，“不会。”
他说，“你来来来。”我被他领到办公室外面罚站。这有什么用呢？它甚至不是那么令人不愉快的。我站在一个敞开的走廊里，尽管不允许靠墙或凭栏，那里的风光比教室更胜一筹。
我妈妈正好来看我。那是她唯一一次来高中学校看我，正撞到我在教师办公室外面站着。我想到他们用这种可耻的办法来惩罚我，这一耻辱意外地落到我妈妈头上，我眼睛红了，眼泪扑扑地掉下来。
我妈妈的突然到来也许让班主任受到了一点震动，他镇定下来，对她历数我的罪状。一个小时之后，当我和她终于单独待在一起时，她对我说，“他说的话我一句也不相信。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是他说的那样的人。”
这也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支援，而且来自妈妈。我在家里的十几年里，蒙受她那么多照料，总得说来，她显得只是爸爸的附庸。爸爸对我做出评价和指教，她试着让那些话显得缓和一些。
在离家二百公里远的地方，脱离了任何人的影响，妈妈告诉我她相信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人。这些话对我的意义是逐渐显现出来的，二十年后我从这件事里感到的比当时更多。在她直言不讳的话里所显示的信任是高度抽象的。她不是质疑班主任历数的那些事的真实性，而是对他的看法不以为然。她相信我能过好自己的生活。
对心悦诚服的追求
教师的苦痛在于，孩子不服气。这也是各种各样兢兢业业的管理者们的苦痛。他们相信他们在做对被管理者有利、有益的事，但被管理者们基本上“不知好歹”。
在上一个故事里，我那年青的班主任是一个以身作责的人。为了鼓励我们晨跑，他会在那个谁都不想起床的时间到我们寝室门外叫我们起床，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起得比我们更早。我不是说我很赞赏这样的事，我只是说，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管理者。
如果我对四十个住校学生负有管理责任，我有可能为了阻止“违纪行为”而没收学生的象棋，这仅仅因为有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纪律，规定住校学生中午不能下棋。我也可能漫不经心地冒险，向那个学生解释为什么我这样做，对他说，“下棋会影响别人休息。”
而当那学生争辩，他不可能影响任何人休息，因为当时在那里除了下棋的人之外别无他人时，我应当说，“是的，你说得对。”我要知道，我没收他的宝贵财产，是因为他违反了某项规定，而不是因为他真的造成了我随口说出的那个危害。
管理者不要去追求被管理者心悦诚服，那极其困难，经常激化矛盾，最后落下笑柄。人们读过许多巧言令色的故事，在那些故事里，管理者说得被管理者心悦诚服。这样的故事一般经不起推敲。如果你愿意去看，你看到那只是一方倚仗权势或语言优势欺人，另一方忍气吞声或无言以对罢了。
教师，如果他有自己的生活和趣味，他不难想到高中住校生的生活是多么枯燥。那些约束住校生的规定，总是声明它是为了某种共同利益，实际上是为了管理上的便利。基层管理者不要在这一点上哄骗自己，以至于到了深信不疑、完全失察的地步。
如果我是一个班主任，我会对那学生说，“中午时间不能下棋。我现在把它拿走，一个星期后我会还给你。如果我忘了，你可以来找我。”
我要提醒自己，我现在不让这个可怜的孩子下象棋，主要是因为不这么做可能会让我的处境变得困难。这是为了我，而不是为了他。我已经阻止他了，我并不想让他对此心悦诚服。我希望他有一天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想做的事，为此他应当是一个堂堂正正，不以自己为耻的人。
信任（II）
相信是对事物的行为做出预测。当这一对象具有意志时，人们可能用信任这个词。当你信任某人时，你的预测不止基于物理定律，还基于对那人的认识。信任具有托付的含义，它不可避免地有一些忐忑，因为它的对象可能做出乎意料的事。
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对他们来说是珍贵的东西，它是和平与欢乐的基石。当管理者信任某人时，他自己要审视一这信任的内容。有些信任是不可靠的，比如，一个妈妈信任她的女儿，不会在她离开家的时候玩网络游戏。
这一信任有两个支柱。一个是物理上的，她确信家里关闭了无线局域网，而她的孩子并没有手机。另一个是她对孩子认识上的，这个孩子显得听话，遵守规定。
有一天她出门不久便折返，推开门看到她的女儿蜷在沙发里捧着一台手机玩游戏，这个女孩子毫无思想准备，还来不及感到惊慌，已被恐惧推入一种麻木的状态里。
妈妈拷问和推敲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她的女儿，只有十二岁，积攒了一笔数额不菲的零花钱，买了这台手机，里面插着不知是用什么人身份证注册的SIM卡。她每天往返于家与学校，有足够的谨慎和才智，秘密保有这台手机，整整一年把她妈妈蒙在鼓里。她只在确信是独自一人时，才小心地使用这台手机，那是说，在夜里和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她的保密工作一向如此成功，这一次松懈了。
这一发现对母女双方都是一个不幸。妈妈再也不能信任女儿了，而女儿失去了妈妈的信任。对妈妈来说，她要花费更多的心思、采取更令人不快的措施，来防止女儿违反禁令。对女儿来说，当她同妈妈在一起时，猜忌和愤怒令欢乐不再那么易得，当她独自一人时，与电子设备和网络的隔绝令欢乐也不再那么易得。
问题出在哪儿呢？人不应去抱有以不幸为导向的信任，因为信任的对象，人，是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这个妈妈本不应该在“这个如此乖觉的孩子会在我看不到的时候也约束自己不去做她想做的事”这样的事情上信任和托付；或者说，她本不应该禁止女儿去做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
父母可以抱有这样的信任：如果我宽松而正直地对待孩子，她会长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去建立一个宽松的家庭。这一信任是可靠的，而且是值得的。它不是去相信，这个孩子，如此听话，显得乖觉，她不会去做违反规章的事情，而是相信她会成长为一个能够辨识自己利益的人，过好她自己的生活。